马明珍：文革纪事：挨整
刘士杰：长夜孤零的日子
朱文杰：“脖子”与“脊梁”
鲁 华：只当导演不当演员——毛泽东“倒林”的根本缘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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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二四）·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三九二期（zk2311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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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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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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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文革纪事：挨整 马明珍
【往事非烟】 长夜孤零的日子 刘士杰
【劫后反思】 “脖子”与“脊梁” 朱文杰
【春秋史笔】 只当导演不当演员——毛泽东“倒林”的根本缘由（下） 鲁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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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文革纪事：挨整
·马明珍·
◇ 留守宣传部
我们县委宣传部共五人，只有我一个女同志。在党校任副校长的丈夫要长时间到山区工作，两个孩子无人照管，我就免于下乡留在机关。
１９６６年春天，为培养领导干部，县委安排宣传部部长到西南民族学院学习。临走前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其他同志都抽到农村了，部里就留下你来全面负责宣传部的日常工作，小问题自己处理，大问题就直接请示分管宣传工作的县委副书记。
宣传部所管工作涉及全县４个区２３个公社的农村宣传工作；全县的文化教育、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工作；广播、电影、书店、统战、工商的日常工作；以及右派分子的改造和县机关干部的时事政治学习等十多个方面。我一个人应付宣传部的日常工作确实够忙，整天跟打仗似的。如在农村开展“五好社员运动”，既要写宣传提纲、运动向面上铺开后要上下联系、了解运动进展情况、写简报、写总结报告，同时还要抽时间到县机关单位了解干部政治学习情况，要召集各机关党支部书记汇报研究学习的情况和问题等等。白天除处理日常工作外，有时候，晚上还要应对各单位一些突发事件，到现场协助处理。
有几件事，至今我记忆犹新。
一天拂晓，卫生系统一位护士跳江自杀身亡，要我立即赶到现场与有关人员商量打捞遗体以及后事的处理，同时还配合公安人员调查自杀原因。事后得知，她在邻县生活的母亲因生活困难饿肚子，偷了别人地里的一个瓜，被拉去串街游斗，扫尽脸面。此事传到我县，护士压力太大，不久人就精神分裂了，接着就发生了跳江自杀事件。
另一天午夜三点，某文化单位领导来县委找我，说他们单位一女职工与外单位职工乱搞男女关系，他们派人暗中监视多日，确认今夜男的又来门市与其幽会，要求宣传部去人一起抓现场拿证据。捉奸，这是那个年代的那个小县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习惯采取的手段。这位经理已经把捆绑人的绳子拿在了手上，但我明白这种事不能蛮干，只能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但这个“奸”还得捉。当夜，我和该单位领导一起赶到门市，由我敲开门，然后，电话通知男方单位领导把人领走。处理完事情，回到家已近黎明。
远离县城８０里路的某农场，是县内２０多个右派分子集中劳教的地方。一天上午，场长来报告说昨天夜里死了两头大猪，是右派分子用大量花椒毒死的，要宣传部去人处理。我问他是否有证据，他说是经分析后认定的。空口无凭，我只有和场长一起坐公交车去农场调查，结果没有查到证据，无法认定。我给场长说，对右派分子也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扣帽子，批判、追究责任都要有证据才行。
县中学校长去外地出差，教师们在政治学习会上讨论跑了题，互相之间舌战不休，招来学生围观。教导主任是党外同志，胆小怕事不敢管，一位党员教师来宣传部要求去人解决。我只好立即赶到中学去协调解决。
县电影队准备到各公社巡回放映，要携带发电机、放映机、电影拷贝，因交通运输问题与公社发生矛盾，他们也要宣传部去协调；宣传部要审查县文化馆送审的各种剧本，还要到单位审查节目，观看彩排，如县轻工业局排练的歌剧《江姐》。
以上这些工作，都是带有应急性质的，出动一次或一两次就可以办完，但有些事，还必须下些功夫，作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解决问题。
县广播站新来的播音员文化程度较低，业务不熟练，播音时标点符号使用不当，语气不到位，还播出错别字，如将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里程碑》的“碑”字播成“牌”字。广播站归宣传部领导，广播质量直接体现宣传工作的质量，我不得不亲自到播音室和她一起研究标点符号的使用和语言表达问题，督促她播前一定要充分作好准备工作，要把不懂的字词搞懂，把读音念准。好在她肯学习，很快适应了工作需要，后来还成了广播站的业务骨干。
想起来，我一个人留守宣传部那一段，工作确实不少，经常加班加点，忙得晕头转向。但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人总是以多做工作、加班加点为荣，不会叫苦，我们的状态就是：物质贫乏，精神富有，虽辛苦却快乐。
◇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说“北大的党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打倒黑帮和黑帮组织，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积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１９６６年夏，当时担任县委党校副校长的孩子他爸被县委抽调去州“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工作团工作。我仍在机关，一边工作一边还带着两个小孩。万万没想到，一场政治风暴已偷偷向我袭来。
在部长到西南民院学习约三四个月后，即１９６６年５月《解放军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及后续相关报道的那一段日子，我脑子里那根“阶级斗争”的弦也日渐绷紧了：原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幸好是毛主席看出了斗争的尖锐复杂并即时指出，否则党领导奋斗了几十年才夺来的政权就要变质，人民又要回到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中了……
上面的各种信息来得并不快，甚至很慢，发生在北京的事，我们只能通过中央文件、广播、报刊了解个大概。在上一级党委对县一级怎样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尚未作出具体部署之前，我们所有人都在被动等待。但有一条，搞政治运动往往上行下效，照搬照套。时间上，北京兴起的政治运动，经省、地、州传到县上的时间，一般是半个月以后。许多时候，北京政治运动的高潮已转入低潮时，州、县才前后进入高潮。
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县委。《通知》说“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的向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命令性的总动员。于是，全国上下政治斗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
６月１日和２日，《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文章中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看过上述文章后，我想：北京高干多，知识分子多，学术权威多，运动就容易轰轰烈烈。我们这边远山区小县，县委书记、副书记三人都是贫农出身，书记和一位副书记还都是解放战争进军西南后从部队调到县委工作的，另一位副书记是土改运动中的贫农积极分子提拔起来的“土改干部”，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小学毕业，甚至扫盲班结业。记得当时有规定：《参考消息》要县级以上干部和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才能订阅。我曾请示县委书记：是否按照规定用宣传费给他订一份《参考消息》？想不到他严肃而坚定地说：“我们抵抗力不强，不能看《参考消息》，你不要订给我！”由此我认为：县上这些领导，出身好，政治觉悟高，所谓“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和他们没有关系。我还仔细想过，县机关部、办、委、科、局的领导干部中绝大多数也是工农出身，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三个人。这些中层干部们都安心在这样艰苦的边远山区工作，表现都是很不错的，哪会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来宣传部工作５年，从未听到过有谁发表过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具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轮都轮不上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另外，整个县城机关单位知识分子为数极少，学术权威都没有一个，哪里来的什么“反动学术权威”？
但是，那个年代，一搞运动往往都要搞人人过关，因此，我对自己也做过反省：我一不是领导，二文化程度不高，三我是共产党员，从１５岁参加革命进山打游击，就一直是坚定地跟着党走的人，我根本不会有社论中指出的那些问题。所以，我工作积极、加班加点、认真负责、心情平静，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要经受一场“被运动”的巨大风波。
◇ 我被打成了“反革命”
１９６６年６月上旬的一天早上，刚上班就通知我到县委书记办公室去，同去的还有刚从军队复员安置在县委组织部的小杨同志。书记神色凝重地对我们说：“朝阳区委反映，区机关部分单位已经出现了大字报，你俩现在就出发，去了解情况，并且今天一定要赶回来汇报。”
朝阳区委离县城约２０华里，我俩戴上草帽背上小挎包，沿着河畔的一条公路徒步行走了２个多小时，到达朝阳区委已是上午１１点过，区委张传荣书记早已在办公室等候。
中午饭后，张书记带着我们到区机关出现大字报的几个单位，先后看了２０多张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多系干部职工之间在工作、生活中产生矛盾后的互相指责和攻击。同时，从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单位领导、对区委工作的些许不满和意见。我想，这是看报纸、听广播后受北京大形势的影响学着干的。在我们看大字报并作简要记录的过程中，就有干部不声不响地跟在我们身后，观察我们的举动。
回到区委已是下午３点多钟，我们与张书记简单交谈了情况，就踏上返城的公路。途中我和小杨交换对大字报的看法，观点基本相同。小杨说，他是第一次看见机关用大字报打仗。我说，你比我小几岁，没有看到１９５８年机关张贴“鼓足干劲”“反暮气”之类大字报的情景，那场面犹如战火纷飞。那个时候，是单位领导事先研究确定对象后，动员干部向指定对象开火。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字报，似乎是个人之间自发地互相攻击，与过去有些不同……
回到县城时已近黄昏，我们直接到书记办公室向他汇报情况后才回家。６月的太阳天，来回４０里，中午又不休息，够累的，只觉得口干舌燥，浑身无力，晚餐时只吃了几口饭，冲洗了浑身酸臭的汗水，带着一身疲劳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洗漱时，小腿还在酸痛。送走上学的孩子，我心情平静的向县委办公大楼走去。一进大楼，猛然看到一楼大会议室右侧的一扇门上贴着大张白纸，上面一行粗黑字大标题：“揪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明珍！”并在“马明珍”三个字上用红笔划了一个大叉，下边书写了大段大段的批判文字。
我一下子懵了，像遭受雷击一样，耳朵嗡的一声，眼前金星乱冒。待回过神来，再转身一看，会议室内四面墙上都贴满了批判揭发我的大字报。一瞬间，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使我胸中升腾起一股无名怒火。昨天我还是县委书记派往基层的“钦差大臣”，一夜之间，我就成了县委机关的“反革命”！显然是县委领导给我设了局、下了套：明里支我下乡，暗地里安排人写我的大字报。
于是我强压怒火从门框上的第一张开始，一口气把约十三四个标题共６０多张大字报全部看完。
大字报无非是无限上纲、穷凶极恶地辱骂、无中生有地诬陷罢了。
“揪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明珍！”
“马明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马明珍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敌人！”
“彻底揭露马明珍的反革命真面目！”
“不许马明珍支持右派分子翻天！”
“马明珍恶毒攻击人民公社化！”
“马明珍丑化贫下中农！”
“彻底揭穿马明珍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
“马明珍批准演出的花灯剧‘双枪记’是一株反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
“不许马明珍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咒骂集体主义经济！”
“马明珍是反动学术权威！”
看完大字报，更进一步证明了我的猜测。虽然大字报内容全是采用了捕风捉影、断章取义、胡编乱造、无限上纲的手法，但其中涉及的事情不是参与者和知情者是无从谈起的，显然这是有组织、有准备地对我进行的诬蔑和攻击。而且批判用语紧扣中央《五一六通知》中所指系列阶级敌人的类型，显然领导是要把我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来开刀祭旗的。昨天我还向小杨介绍１９５８年领导指示我们给别人写大字报的陈年旧事，想不到今天我和当年的同事一样成了挨整的对象，而且比当年的同事更严重、更悲惨。想到此，不由得心里一阵苦涩。
事发突然，气愤、气恼、可恨、可笑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我的脑子一片混乱。孩子他爸参加州“四清”工作团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俩不懂事的孩子，没人商量，怎么办？
这运动来势凶猛，我一个人寡不敌众，但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急燥，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我准备了纸和笔，想把揭发的问题记下来。不料，一个干部黑着脸说：“不准抄大字报！还想秋后算账？”没有办法，只好罢手。不过，我想：不准抄大字报内容不要紧，我多看几次就能把主要问题记在心里，回家再作笔录，便于今后进行反驳。
但这一张张大字报像一群疯狗撕咬着我，像一把匕首扎在我的心头。我从１５岁那年就怀着赤诚的向往，一心跟着党，风里雨里走了１６年，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从未叫苦叫累，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落得今天这样可怕而残酷的下场。我犯了什么罪？这究竟是为什么！？
中午我带着孩子一起到食堂吃饭，发现从炊事员到所有进入食堂的干部职工脸色都不同程度地变得冷漠了，空气一片沉闷。我胸口堵得喘不过气来，饭在嘴里像嚼着木渣，无法下咽。我怕两个孩子遭冷眼受伤害，直等着他们吃完饭才一起回家。
晚上我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冷静下来想想，大字报总起来看是揪住五个问题不放。这些问题，听起来吓人，其实都不值一驳。
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宣传部只有部长一人是当权派，我只是部长下面四个宣传干事中的一个。我连个当权派都不是，又怎么能称得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
其二，反革命修正主义问题：我天天忙的是具体工作，能搞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这显然是乱扣大帽子。
其三是攻击人民公社，丑化贫下中农的问题。
这是指我４年前写的《关于全县农村开展“五好”社员运动的总结报告》。这是部长指定由我起草，经部长审阅修改定稿后打印下发的一份普通文件。
一般写过总结报告的人都懂得，内容不外乎简要介绍某地区或某单位运动前的概况，这次运动的目的，采取的措施和做法，收获及经验教训和存在问题以及今后意见等。
在这个总结报告的最后部分，我写了这次运动宣传的广度和深度还需继续加强，特别是许多妇女还不知道“五好社员”是怎么回事。我举了一个朝阳公社干部汇报的例子：贫下中农布依族妇女莫妈三五（布依族语即“莫三五的妈”）在公社干部问及“五好社员”是什么内容时，她说“管他五好不五好，我们农民手捏锄头把靠劳动吃饭，累了饿了吃饱就睡觉，哪管什么‘五好’不‘五好’”。我说的是事实，况且是基层干部提供的材料，他们就是贫下中农，因此说我“恶毒攻击人民公社，丑化贫下中农”，也太荒唐可笑了。
其四，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问题。这更不值一驳，我初中没有毕业参加革命，从没搞过什么学术，哪来的条件当“学术权威”？其五是支持右派翻天，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问题。我曾按县委决定，的确与１９５７年被打为右派，后已摘了右派帽子的莫世龙老师合写过剧本。但那是组织指派我去做的一项具体工作，哪里能扯上我支持右派复辟资本主义？
◇ 莫老师自杀
关于与莫世龙老师合作写剧本的情况是这样的：
１９６２年秋，大跃进过后引发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县群众的生活出现严重问题，基本口粮无法保证，人们在饥饿线上挣扎。民以食为天，摆在群众面前的头等大事是吃不饱肚子这个大难题，为了生存，县里永康公社的农民们各家各户上山开荒种包谷，收成还好，解决了一些口粮问题。
县委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经常委开会研究，要把它作为生产自救的先进典型尽快在全县农村推广。
我连夜加班写出了这个生产自救先进典型的简报，第二天下发到各区社。
紧接着县委召开了常委会，一致认为农民生产自救的事迹应该用当地群众喜爱的花灯形式编写成剧本，组织人员排练，尽快在县城公演以造声势，为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因此，一位县委副书记安排县城关第一小学曾写过花灯剧本的教师莫世龙与我一起完成这个任务。莫老师的右派问题我清楚，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就是经宣传部办的。我想，既然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了，发挥他的专长为党的政治宣传工作服务，理所应当。所以，组织上安排和他一起去编写剧本，我没有任何思想顾虑。
我和莫老师一道步行３０里路到永康公社生产队，了解农民生产自救的情况，收集素材，合作编写了小型花灯剧《双抢记》。剧本经宣传部部长审查同意后交给县文化馆馆长组织排练。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双抢记》在县城最大的广场舞台上公演了。因县文化馆头两天已在街上张贴了海报，当晚，县城的机关、工厂、学校、街道的干部职工、工人、学生、居民以及附近生产队的公社社员们都来观看演出，县委领导与群众一道在看演出的过程中多次鼓掌叫好。可事隔三四年后的今天，县委机关竟有人把这件事诬蔑为是我“支持右派翻天，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事情朝着更加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给我张贴大字报三四天后，莫世龙老师在学校也遭到围攻，说他和宣传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明珍合作写花灯剧《双抢记》搞右派翻天，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一些人强迫莫老师在脖子上挂上用铁丝穿着的木牌子，上边写着“我是右派翻天，我罪该万死！”莫老师被推搡着敲着锣游街示众，嘴里还要大声重复地喊“我是右派翻天！我罪该万死！”。
莫世龙老师在遭到多次不堪污辱的批判斗争之后不久，终于在一天上吊自杀身亡。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在莫老师死后的第二天上午，我上街买菜时，亲眼目睹了莫老师所在学校大门右边墙上还粘着一张题为《莫世龙右派翻天畏罪自杀！》的大字报。人都被迫害致死，竟然不肯放过，还对死者进行恶毒攻击。我心一酸，泪流到脸上，为避免被人看见，低着头擦干眼泪，快步走向菜场。我边走边想，莫老师才４０来岁，他的妻儿老母怎能承受这一灾难性的打击？联想到自己，我越来越觉得这是有人在借运动故意整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我冷眼相向。住在大院的县委李副书记的爱人罗国珍在厕所碰见我时，就悄悄对我说：“马明珍，千万不要想去死，即便去坐牢，也不要怕，要活着，你还有丈夫和两个孩子……”她的关心让我无比感动，但毕竟这样的安慰是个别的，大势所趋形成的政治压力则越来越大。
◇ 部长的替罪羊
我开始冷静考虑我被贴大字报的原因。想来想去，认为自己做了县委宣传部长的替罪羊。当时，从新闻报导看，最先被揪出来“开刀”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人，大多是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或者文化部门的领导。我所在的贵州省最先被揪出的就是省委宣传部长老红军干部汪小川。
内定准备提拔的县委宣传部部长被派送西南民院学习深造，不在机关，客观上躲过了运动的风头。部长脱产学习期间，组织上要我临时负责部里的日常工作，其实连个名分都没有，我还是一般干部。但运动一来，上行下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第一刀就砍向了宣传部，于是我就成了宣传部长的替罪羊。
这样想，越想越冤枉，但是这个冤枉又说不出口，唯一的办法就是为自己洗冤辩白。
从这天晚上起我开始写《关于几个问题的说明书》。
第二天上午通知我到会议室开会——其实是开我的批判大会。我带着笔记本和笔去了，会议室里那些诬陷我的大字报依旧张贴着，显然是要给我继续施加压力。与会人员是本县各区、社的领导、县机关四十多个单位的干部职工代表。会议室坐得满满的，一些人义愤填膺，声嘶力竭地对我进行猛烈批判，而我始终拒不认“罪”……
从这一天开始，我被停止工作——“靠边站”——不能进办公室，看不到中央文件和报纸，并被勒令随时听候“革命群众”的批判。
但我必须更加关心这场运动的发展变化。我只能从广播喇叭中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关于运动的报导。为了解所在县，特别是县委机关的情况，我借着上街买东西的机会观察街上张贴的标语、大字报，而且必须一两天上街走一趟。
这段时间，沿街两边的墙壁上、商店的门板上、就连街边的那些电杆上都贴上了大大小小、横写直写、内容上翻来覆去的标语口号，也有直接用石灰水刷写在墙上和木板上的大标语。原本就只能通过一辆大卡车的小街贴上这么多标语口号，加上来往行人，街上显得既拥挤又混乱。标语口号的内容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倒美帝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要把红旗插遍五洲四海！”“中国共产党万岁！”“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等等。
边走边看，突然发现一群人在围观一张大字报，见一张大白纸上写着：“蒋介石死了”五个大字，还有一张纸上写着“快报”下面也写着“蒋介石死了！”人们围着这两张大字报议论纷纷。我不相信，如果是真的，广播不大播特播吗？这显然纯属趁热闹开玩笑罢了。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北京开始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和各类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这预示着类似的风暴也将刮到我们这座小小的县城来。
果然，时隔不久，诬陷我的第二批大字报出笼了。这次不仅整个县委大院都张贴了大字报，挂满了新办公楼所有过道两旁以及楼梯两旁，就连大院内新旧两幢大楼的屋檐下所有过道上都用绳子穿着挂上了大字报。这第二批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其中特别强调说我勾结县教育局长、文化馆长宣扬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荔波县有一个以我马明珍为后台的“三家村”。
北京批判“三家村”，在我看来，这是学术界历史学家们的事，我不懂历史，就不去关心这事了。可是文革一来，几个不懂装懂的“革命群众”硬东拉西扯，胡编乱造，制造出一顶“本县三家村后台”的帽子往我头上扣。说实话，无论从年龄、经历、学识、职务诸多方面，怎能把我挂在一个“三家村”这些大人物的系列上？这太荒唐了。
大字报又说前两年经我审查同意在全县公演的歌剧《江姐》是给宣扬叛徒哲学，丑化革命英雄人物开绿灯，并从我的言谈举止上确定我就是“反动学术权威”……
大字报把我从５０年代初期就开始剪贴和抄写的一大本《歌曲集》，内有如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卡秋莎、》《小路》、《伏尔加船夫曲》和法国的《马赛曲》等４０多首外国歌曲说成是崇洋媚外，且平常还念念不忘唱这些歌，是死抱和宣扬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
１９６２年，我们家按规定经县公安局出具证明，在县商业局五金门市买了一台美多牌大收音机，竟被想当然地说成是为了偷听敌台—美国之音和台湾之声……
又说我们夫妇着泳装带孩子下江游泳、一家人不吃狗肉、带孩子上理发店还自带毛巾等等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说我曾指使儿子用饼干拉拢群众。事实是：四年前，食品供应奇缺，食品公司给县城每个儿童每月发一张可购买一斤饼干的票证。买来饼干就放在家里一个小铁筒里。一天，四岁的儿子玩高兴了，悄悄把饼干筒抱到大院里分发给小朋友们吃……就是这样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如今竟被上纲上线为指使儿子用饼干拉拢群众！
◇ “反革命”的典型
令人更加不解的是，县委竟然根据这些荒诞不经的所谓揭发材料，把我作为开展文革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典型在全县推而广之。
这次批斗会后的第二天，县委专门组织了县、区两级机关单位的领导和单位中的所谓“左派”共一百多人，到县委机关参观诬陷我的那５０多个标题共计３４０多张大字报，并组织座谈“传经送宝”，要把本县的文革运动进一步推向纵深发展。
孩子他爸在外地参加“四清”工作二个多月了，一直未有音讯，我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经历了这五十多天的非人经历。
从８月１４日至２０日这７天时间里，对我的批判斗争再次升级。他们采取疲劳战术，白天和晚上都开斗争会，不让休息，逼着半夜点上煤油灯写检查，勒令一定要天亮上交。
我和孩子他爸人隔两地，音讯不通，我感到十分孤立无助。面对这样残酷的打击和迫害，我的精神快要崩溃了。怎么办？唯有一死才能得到解脱。当这个想法想蛇一样缠着我的时候，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孩子怎么办？那时候没有人敢收留反革命子女。思来想去，想到了平日我去县医院看病认识的医院勤杂工韦伯韦妈，这是一对心地善良的夫妻，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敢对我说：“马同志，我们知道你是好人，为了俩个孩子，你一定要挺住。”所以我决定把孩子暂时托付给这对善良的夫妻。
这天傍晚，我为８岁的儿子和６岁的女儿洗了澡，剪了手指甲，并把他俩的换洗衣服打了两大包，把几年节省下的４００元钱、３０多斤粮票及一封信放在包内衣服的上面，信中写下昆明二哥的通讯地址，以便在我死后，在孩子他爸或是我昆明的亲人未到之前，孩子不至于挨饥受冻。我对俩孩子说：“妈妈可能要出差去很远的地方。明天，你们不要去找妈妈，你们就拎着包去医院找韦伯韦妈，他们会煮饭给你们吃，还会联系舅舅来接你们。一定记住：妈妈是好人！”晚上８点我带孩子到电影院门口买了两张电影票，目送他们进了电影院。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县城郊区的江边方向走去，准备一死了之。当我来到江边时，谁料想县委一直派人日夜监视我的行踪，监视人尾随我也来到了江边，于是他们把我强行拉扯回县委机关，还说我企图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是更大的犯罪。那时已是夜里１１点过钟。
自杀未成，我倒是猛然清醒了，早先县委李副书记的爱人和韦伯韦妈“为了俩个孩子，你一定要挺住”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是啊！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我怎么能死呢？我要活下去，为了两个孩子我要活下去！
连续批斗时我死也不认罪，在揭发不出什么实质性问题的情况下，８月２１日早晨，县委派人通知我：三天内必须到本县茂兰区委报到，继续检查交代问题，等待进一步处理。
茂兰区位于距离县城５０华里的大山深处，我孤孤单单一个拖儿带女的女同志，到那里怎么生活？但是，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正在受到批判斗争的人员，不服从组织决定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一定会有更严厉的处罚在等着我。
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好在家当不多，想办法联系了一部平板马车就把全部家当和承受“罪与罚”的全家三口都承载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早上，车夫张大哥把马车赶到县委大院时，同事邻里像往常一样出出进进，也都看见我们正从楼上往下搬东西，但人们都装作视而不见，自然更无人过问一声或来帮上一把。这其中极少数人是冷漠，多数同志是胆小，怕惹事而避开。
去茂兰区基本上是盘山公路，马车行驶很慢，特别是遇上又长又陡的大坡时，马力明显不足，我们一家三口都必须下车步行以减轻马车的负重。中午时分，烈日烤得公路发烫，空气也似乎凝固了，大家都汗水直流，头昏脑胀。马车颠来簸去，孩子累坏了靠在我怀里昏睡，我很累也很想睡，但又不敢睡。车下的道路坑坑洼洼，路旁的山谷深不见底，我如昏睡，两臂一松，娘仨都会滚下车来，那可就真的粉身碎骨了。
□ 选自《往事难笑谈：八十叙旧》，马明珍著，团结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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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长夜孤零的日子
·刘士杰·
〔口述者：刘士杰，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诗探索》编委。著有《审美的沉思》、《中国戏曲史话》、《诗化心史》。发表诗歌、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作家专访以及近百万字的评论。〕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新中国。在３年困难时期我们唱的歌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是流着眼泪听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的。我１９６４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已经考上研究生，导师赵景深先生认为．到文学所工作比读研究生更好，于是建议把我分到文学所。但这一切，当时我并不知道。当时我为了表示革命，在志愿栏填上了服从分配，结果被分到了学部文学所，就这样我离开故乡上海到了北京。
我到文学所后，“文革”前只两年时间．就已参加了两次“四清”。”四清”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第一次下去，跟古代研究室的曹老夫子住一间房。他是旧式书生，把“四清”说得很可怕。说红眉毛、绿眼睛的人多得很。我们聊天时怕隔墙有耳，就讲上海话。讲上海话还不放心，就讲英语。姓黄说yellow，姓王说King，搞得草木皆兵。第二次，更是以搞土改的方式来整干部，也有偏听偏信的。我认为“文革“实际上已经预演过了，不过是把“四清“那一套搬演过来。开始是整基层干部。后来“文革“弄到国家上层了。
“文革”时，学部大乱。两个群众组织，“红卫兵联队”和“红卫兵总队”都搞革命行动。我也拿着鸡毛当令箭，参加过抄家。尤其可笑的是，被抄家的对象，是我一贯敬仰的钱钟书老先生。记得那一天，一批人说是去干面胡同钱老先生家搜武器。钱先生会有武器吗？我想都没想，就跟着队伍走了。到了钱先生家，一进门，看见客厅放着一架钢琴，是他女儿的。我不禁脱口而出，说了一句：“钢琴！“好像我是在参观他家似的。多年以后，钱先生还记得这句话和我那副幼稚的表情。钱先生和夫人杨绛是很讲究生活情趣的。杨绛很注重衣着打扮，她的服装皮鞋都比较考究。这在当时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后来，钱先生进了牛棚，他和何其芳都打扫厕所，我们对他们都有恻隐之心。当时造反组织派我监督他。我对钱先生越熟悉，我就越尊敬他了。我老称他“钱先生”，还请教他许多问题。比如英文的犬儒主义、达达主义。钱先生告诉我，你不要迷信铅字，洋人的铅字尤其不要迷信，你不要以为是洋人的东西就好，他们的东西也不见得是对的。说着他随手指出一本英文版阿尔巴尼亚画报中不少语法错误。为此我持别佩服老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一次，我看英文版的《基督山伯爵》，是从法文版翻过来的。有一个词Clasic，我怎么也弄不清楚。英汉词典、韦伯斯特词典、简明牛津词典都查过了，都没有。我想去请教钱先生，正好碰见钱先生散步出来，我便上去问他，我刚说出Clasic，钱先生说，噢，这是一个法国地名，当地以烹饪见长．后来就引伸为“佳肴”之意。就这么小小一个词，他随时可讲出出处，钱先生的学问可见一斑。
“文革”中，搞所谓的大批判，最怕的还是外边的红卫兵。他们很多是肆意胡来。比如游街示众，光是戴高帽，就有不少发明，搞得稀奇古怪。他们给文学所的学术权威做了各种的帽子。所长何其芳．“保皇派”之“皇＂，戴皇帝帽，平顶冠，挂着流苏，拿一个大旗，上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俞平伯，称他“封建余孽”，戴伞形清朝官帽，把条帚苗抽几根插在帽后当翎子。吴世昌先生留英回来。他是在３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回来的，把汽车都带回来送给国家了。当年，他曾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但他非常爱国，在英国介绍中国文化与发展现状。红卫兵一无所知．说他“假洋鬼子”，给他戴博士帽。还有乌纱帽等等。游街每人一顶。游街完了，还要示众。游街示众都在学部院内。记得有一次审问俞平伯，问：“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有点结巴：“叫，叫俞平伯。”
“写过什么毒草？”
“我写过《红楼梦研究》。”
因为结巴，“研究”两字，小将们没听清。
“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俞老先生更结巴了。
“刚才还说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小将们说着《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还往俞老头上抡了一巴掌。
我在台下看着都替他揪心。但令我钦佩的是，俞老先生以一种镇定的态度对待这一切。或者说，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就在那一段时间，俞老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胡同》的书。这本书稿不知是否烧掉了。红卫兵说，我们破四旧，你在复四旧。俞老无语。他在“牛棚”时写的一首诗，其中两句为大家传诵：“三椅拼睡南窗下，太阳棉袄暖烘烘。”可见他的心态还是很潇洒的。
荒芜也写得一手好诗。据说有许多是嘲弄诸般现象的。当时学术权威们全被弄去扫地扫厕所。荒芜引“斯文扫地”而反用之：“如今扫地尽斯文“，成为古为今用之冠。
“士可杀不可辱。”为了自己的尊严情操，诗词在“文革”中十分流行，是一种无声的反抗和倾诉。也许有这两方面的原因。
说实话，开始分配我到北京，我来了，纯粹是出于好奇，想来北京玩一玩。我心里总愿意回上海，对北京没有太多的感情。到下面“四清”时，过中秋节．我一人呆在农村的苍凉月色下，就偷偷哭过一场。我不愿只身一人在北京。可是，突然通知说要离开北京下干校，我的感觉是若有所失。我住在建国门外宿舍一个套间的其中一间。我的东西不多，也不过一个箱子和一些书。匆匆收拾好衣物、被褥、脸盆之后，房子里空空荡荡的。地下散落儿张旧报纸，在窗台上．一盆小花半死不活，已经儿天没浇水，快枯萎了。这一切使我觉得是在跟自己的过去告别。过去只剩下这副家徒四壁的模样。我悲从中来，不禁失声大哭。
恰在这时，跟我要好的一个工宣队广播员郝铁军来了。我跟郝铁军是在食堂认识的。我那时在学部食堂帮忙做白案，他每天播音完到食堂总是晚了、只能吃慢头咸菜。后来我专门给他留一点菜。他是工宣队员，我是知识分子。但他崇敬知识分子，是报社的通讯员，喜欢写点东西。于是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他常到我宿舍来玩，互相说说心里话。我给他讲文学的ABC，又把一些名著讲给他听。他爱讲故事，我还帮他分析了讲故事的长处，鼓励他写东西，后来他还真写出了作品。我们走的那天，他来了．陪着我流眼泪，又安慰我说：“大哥，你别难过．你们会回来的！”
我说，真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回来呢！这时我忽然觉得北京是那么温暖。到干校之后，我做梦都梦见北京，梦见我在北京的小胡同里走着，还逛旧书店，我觉得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随时想回到亲人身边。下干校对我来说，如充军一般。古代充军的滋味，只在小说里读过。我自己认为下干校和充军可以相比。我讲的是心情。其实我在干校算是没下过大田劳动的。因为在北京我做过白案。下去之后，我就一直在食堂工作，还做白案。人家问我在干校做了什么，我简单的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从白的到黑的，从软的到硬的。你说这像是“黑话”？我解释一下，白的软的是和面做慢头。黑的硬的是到农机厂当钳工。就是说，在干校时，我一半在食堂，一半在工厂。
干校组织机务队，派到息县学工。一共五个人。我学钳工。还有学锻工、焊工、车工的。记得我跟钱先生说要去学钳工，他说，好啊，这是一个好机会，你要好好学。那时钱先生和吴晓铃先生烧锅炉，老烧不开，我们都叫他“钱不开＂。烧开水不行，干别的还行。有一次县公安局开一辆警车把他接去看档案里的英文，当时还把我们吓了一跳。钱老先生送我一本他女儿钱媛用过的英文词典，还在上面用英文题字：送给亲爱的刘士杰同志。钱先生送给我英文字典，使我更坚信文化知识肯定是有用的，这本字典我一直保存到今天，已经２３年过去了。临分别时，钱老还拥抱我一下。我去县农机厂，心里总是有些愧疚，因为很多女同志都下大田劳动，晒脱了一层皮啊！插秧时蚂蝗叮腿吸血。脱土坯一天下来根本没有力气了，真是累死累活的。
县农机厂环境比较好，不搞运动。因此我也感到没那么压抑了。在那里呆了１０个月，偶尔回连里拿工资。如果说干校生活没有使我特别痛苦，那是工人师傅给我的。在他们中间我觉得特别痛快。息县城北紧靠淮河，农机厂有个技术员是北京人，就住在城北。他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但他想北京，老叫我“老乡”。他介于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是一个老三届的知青。他始终一口北京话。他常请我们去他家坐一坐，我们还一块去淮河游泳。他对我们很亲热，但从不给我们介绍他的爱人。这位“老乡”师傅的思乡情怀，也曾触动了我的情感。那时我单身一人，唯一思念的，除了上海家中的母亲，就是我的北京了。有时回想在北京的时光，一种依依情怀油然而生。一次，从“老乡”家回来，我坐在孤灯之下，写了一首《调笑令》。
调笑令－—与友游长城记旧
春昼，春昼，
塞外青山依旧。
古城容易斜阳，
别梦西楼夜长。
长夜，长夜，
起看月光如泻。
这是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７日。
从息县农机厂回来，学的钳工总算派上用场，做了一个耕地的耙犁。我要感谢工人师傅对我的耐心，我学钳工把钻头弄断过，他们从没有责备过我。做这个耙犁时，铸件是浇铸好了运过来的。锻工把铁件打出样子，焊工把铁件焊上，钳工钻眼，上铡钉，车工做一些小零件，我们机务队这些车床都有。我们几个人用了十多天时间，做成一个十几个齿、一米多长的耙犁，装在拖拉机后面，耙地平地。后来我们迁走时，这些东西都留给当地农村了。听说息县发过一次大水，把我们当年的房子全淹了。息县据传说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息夫人所居之地，息夫人因亡国而悲泣，眼泪不干，流淌成淮河。所以息县屡犯水灾。
在明港我给Z办过学习班。就是“５·１６”的学习班，一直在搞，没有停过。Z是《进军报》的主编，我编的是《长城报》，两派组织的喉舌报，我成天拿一个马扎，坐在他面前。别人给他施加压力，我却像是在求他一样，“你交待了得了。有什么就讲出来算了。”你问我是不是搞逼供信？是这样，我的领导是军宣队，他们一定要我去给他做工作，让他交待。军宣队是利用我们整他们。当然那时并不以为军宣队和这些所谓“５·１６”说的都是虚构的东西。我这个人也并不想整谁。“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步步深入搞下去的。
在军营我又去食堂干了一年左右。红案黄师傅是张闻天的厨师，也是上海南汇人。黄师傅对张闻天很有感情，但不多讲。他的菜炒得好，我跟他学了不少炒菜。黄师傅的拿手菜是“霸王别姬”，甲鱼炖鸡，做出来色香味俱全．堪称一绝。
在明港时、派我回北京搞过一次外调。是我一位同学在专案组有意为我争取的机会，当晚我特激动，想到要回北京，久久不能入睡。等到入睡后，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坐飞机回北京了，很兴奋的。由于在明港吃得好，放开吃．身体长胖了。为此还吹了一个对象。是她嫌我胖，不像小伙子。那时倒有点物质丰富，精神贫乏呢！
后来，让我教唱样板戏。过去我喜欢昆曲，也会唱一些段子、是上海昆曲社的社员。我分到北京时，我的老师赵景深先生推荐我找俞平伯先生学昆曲。那时俞老住在皂君庙一处四合院里，称老君堂。那天下午，我推开虚掩的院门，走进院中，只见院里一棵桃树，一棵梨树。正是初秋时候，树影斑驳，回廊杳无人迹，四周寂静无声。我还在观望，一个黄黄的熟透的梨子“啪“一下掉在青色方砖地上。此情此景在我脑子里像一幅画，一直留存着，当然，俞老见我之后，遗憾地说，北京昆曲社已经解散了。那时候，是我向俞老学唱昆曲。没想到明港军营中，俞老向我学唱样板戏。我一肚子样板戏段子。看的是样板戏，开会前也要唱样板戏。我就变着法子唱老生、花脸、青衣的段子，有时干脆一赶三。无聊中这么打发日子．心里却是别有一番惆怅，不知前途何在。这首《南乡子》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白露洗清秋，
叶自飘零水自流。
梦觉寒蛩如泣诉，
乡愁，
独望西窗月似钩。
霜染少年头。
虚度韶光壮志休。
碌碌风尘无建树，
堪羞，
旅雁孤云万里游。
这时是１９７１年的１０月。
“９·１３”事件之后，１９７２年，干校的人陆陆续续回北京了。听说江青曾明确指示：学部的文章不能发，书不能出版。因此有一度我心灰意冷，又有一种被人遗弃的感觉，想调离北京。我想这样不如回上海，为此我还去复旦打听过要不要人。
讲到这里，我不由得要想到老所长。很多时候，我想到何其芳是会掉眼泪的。“文革”时，斗他斗得很厉害，让他站在台上，低头坐“喷气式”飞机，他身体胖，胳膊弯在后面，都快掉到台下面去了，他一个劲说：“同志们，我的重心、重心……”他想说他重心不稳。当我把自己想调离的想法告诉老所长时，他给我讲的一番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刘士杰同志，我做为所的负责人，感到很过意不去，心里是内疚的。你们１９６４年来，到１９７２年，没干什么事，你说你要回去。我想，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回去。你如回去，总要有些文章，总要有点成绩，做点成绩再回去嘛。不然，你来的时候怎么样，回去的时候，还是怎么样。有点成果，回去更好一些。你看这样做好不好？”我心想，老所长，这几年你不是也没干什么事吗？可是他总想着年轻同志，想到自己的责任。这一点使我感动。我也安下心来，没有走。我后悔没有抓紧时间学习，把时间都用在写大字报上了。老所长还说了，今后你不论写什么文章，你随时来我随时帮你看！他的事情很多。我后来找过他两次，他真的放下手里正在翻译的《歌德对话录》，认真看我的文章。可以让老所长欣慰的是，他终于看到了“四人帮＂的倒台。我很佩服老所长，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的信念还是不变。他始于《画梦录》，终于《毛泽东之歌》。知识分子的改造，造就了许多伟大的悲剧。
干校虽不堪回首，但是苦中有甜，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我的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因此我想到息县那个满是尘土的小城，想到东岳镇那一条赶集时闹哄哄的土路和那些穿着黑袄黑裤的农民，是辛酸的温馨、无法忘怀。这种感觉是非常复杂的。现在想来，那真是一段长夜孤零的日子。
□ 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著，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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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反思】
“脖子”与“脊梁”
·朱文杰·
十五、六年前，“脖子”论最早是高红十和史铁生、陶正三位在陕北插队的老三届知青作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来的，这“脖子”论似乎更符合老三届人。这是自省自律自强深层次的反思之论。脖子的感觉既形象又准确，尖刻亦五味俱全……
高红十说：“别总是把自己当什么脊梁、栋梁什么的，其实你只是个脖子，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先锋，后来沉入社会底层，又以为是脊梁，可是常常找不到感觉，现在我明白了……”
今天，把这篇摘自于１９９８年出版的拙著《老三届采访手记》中的一节旧稿发出来，是想着，“脊梁论”又有人频频提起，我只是想给大家提个醒，我们曾经是“脖子”。当然了，我也不反对“脊梁说”，因为“脊梁说”好像是海面耀眼的浪花，而“脖子说”，则像是海底汹涌的潜流。不想当脖子当脊梁，肯定是一种进步嘛！但愿后来人，都是社会的栋梁、柱石和脊梁！
１９９７年７月香港回归前的一天，我与商子秦、渭水在北京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高红十。那天是她赶到我们下榻的槐柏树街市府招待所。高红十来了，本来较暗的房子仿佛一下子豁亮了。她说起话来干脆利落赛似机关枪，机敏智慧的词儿层出不穷。连珠的妙语中，一会儿流利纯正的京腔，一会儿熟练味道极纯正的陕北土语，融汇在一起，韵律合谐，给你一种荡气回肠、爽快率意的感觉，按陕北的话说，高红十是个好说手。
听她扬扬洒洒侃侃道来，实在是一种享受。我们主要由渭水、子秦提问题采访她，而我怕跟不上高红十的节奏和思维，只有静下心来听。
对上山下乡运动，高红十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最后定论、难以评判的运动。是令老三届人深深沉溺、苦苦咀嚼、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一根长绳系紧的结。高红十是北师大女附中初６７届的，她插队，第一次是延长县黑家堡的李家湾，第二次是延安南泥湾的三台庄。她与延安结缘还是在插队之前的１９６６年红卫兵大串联时，她的第一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可她没想到，才过了两年多，她就要到这里插队安家落户了，并且一呆就是七年。
出生在延长黑家堡，比老三届年轻几岁的摄影家黑明，在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８日采访高红十时写文章说：“在李家湾高红十不仅学会了用锄头、打连枷和各种农活，还学会了推磨磙碾子出油腌酸菜蒸窝窝头和援麻绳纳鞋底纺线线。此外，还用心地学会了当时用途最广的陕北话，村里的婆姨、男人都说：高红十将来是过日子的好手。也许她也这么认为，在村里从来不洗澡，她全身都染上了虱子和虮子。苦学苦练到年底该回家过年了，她第一站到西安姥姥家。姥姥看见了她的惨相，便烧热水让她洗澡。一年没有正经洗澡的高红十，只好脱下全部衣服，这时姥姥捡查出她所有的衣服缝里都藏有虱子，赶忙用一根棍子把她衣服挑起扔进了凉台。她却笑话姥姥说：“虱子九不怕冻……”
我的感觉是，她是属于那种上山下乡的主流派、扎根派。问起她该如何评价插队，她说，并不想评价插队７年的亏盈，说也说不清，每个人的当时、后来、现在的感觉都不相同，只是想把那一份所得珍藏心中，支撑滋养今后的日子。
高红十所得的是什么呢？她从陕北乡亲们身上汲取了做人的道德准则，感受到陕北人民的宽厚博大胸怀。当你红火时，他们不会特意去捧你、羡慕你，而是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冷眼旁观；当你失意时、倒霉时，他们反而会来亲近你、安慰你，给你无穷的力量，给你坚定的信念。
说着说着，范围逐渐广了起来，一会儿是插队时情景，一会儿是回北京后情景，一会儿黑家堡一会儿南泥湾，其中还穿插进上北大创作《理想之歌》，回乡时婆姨娃娃、旧时伙伴的热情，又是陕北信天游，又是陕北洋芋楂楂、酸菜米汤……真个是说得海阔天空，恣肆汪洋，无边无际。问起北京文坛闯出不小名声的史铁生、陶正，又问起女诗人梅绍静，说联系不上，高红十马上满口答应，她给我们找。
高红十离开陕北二十年了，曾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当文艺编辑，和渭水、子秦熟悉，大家谈起来更是无所顾忌。她每过上三四年就回一次陕北，到她插队的“两个娘家”去探亲访友，这些年来，她硕果累累，成就显著，出版了几百万字书籍，有小说集《哥哥你不成材》，散文集《我的哥哥》、《风景》，报告文学集《只缘妖雾又重来》等，已是北京城一名优秀的记者和著名的作家了。
我们赞赏他们这一批从黄土地走出来的老三届作家。我们拍摄电视专题片《我们老三届》的题旨希望是能拍出点老三届人的精神来，曾经起名叫《脊梁——今日老三届》，可总感觉有点自吹自擂之嫌，而且从整体来看，老三届毕竟是被耽误的一代，脊梁似乎不妥。成功者都是脊梁吗？高官大款都是脊梁吗？那默默无闻、小草一样的芸芸众生呢？甘当铺路石的，仍留在插队的地方当农民、当工人、当职员的老知青呢？我们争议的结果，一致同意起个中性的名字，就叫《我们老三届》，不给自己定位，这样显得真诚一点。但也有人认为这名字一满没劲，还是脊梁有劲。
高红十突然说：“什么脊梁？其实我们是脖子”。别总是把自己当什么脊梁、栋梁什么的，其实你只是个脖子，连接头与脊梁的脖子。
这时的高红十显得有点庄重。“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先锋，后来沉入社会底层，又以为是脊梁，可是常常找不到感觉，现在我明白了……”
原来这脖子的由来，是一次有人邀请史铁生、高红十、陶正三个从陕北出来的知青讨论写一部电视剧，写老三届人中的成功者，一代人的典型代表，社会的骨干和脊梁。并告诉他们三个，要为改革开放歌功颂德，为改革开放的领导人树碑立传，此事已跟XX（某领导人的女儿，也是老三届，陕北插过队的）说了，她很感兴趣，云云……
当时三个人面面相觑，感觉是走了味，两股道上的车，分着岔呢！……
就在那一瞬间，高红十灵感一闪，什么骨干和脊梁！？我们不就是随着头转动的脖子吗？大家马上就对“脖子”理论热烈讨论起来，早把邀请者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你看嘛！重要的事情，头去做；风光的事，脸去做；于是，说此人有头有脸有面子，而不是脖子，……所以才有龙头凤尾虎背熊腰之说，有重任在肩，脚踏实地，手足之情，肝胆相照，唇齿相依……没有半点好词给脖子。
“其实脖子是很要命的，颈椎里保护着中枢神经，这点刽子手最清楚，砍头不是砍头，而是砍脖子。”
最可怕是砍掉了头颅，光剩下脖子，那老三届人不成了没有头颅的人吗？没有了头脑哪来思想？有那么长的一段历史，确实我们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为这种想法感到疹人，而高红十的脖子论的深邃也就在此了。
“苦苦支撑无以回报的脖子，你不觉得委屈和悲凉么？无以回报仍旧苦苦支撑的脖子，你因此获得了一份动人的审美和悲壮的激情。
“对，无能做头领，无福当脊梁的脖子，不想不甘又不得不做的脖子。”
这种心态有趣也有深意，当时他们三个自称脖子的兴奋地大叫起来。眼下在北京城里我与商子秦、渭水也是三个脖子，也兴奋地叫起好来，并一下就沉浸在脖子论中。是呀！连京城这几位够得上著名、实力派的作家都是脖子，那我们三个肯定也是脖子了，不过是细一点的脖子。
这时我的联想挺怪异，不知怎么想到个比脖子的无头无尾的故事，“说是项长者声高，如鹅。马上有一个聪明的反驳说，那青蛙脖子短得几乎没有，为什么声还那么大呢？”我一时还揣摸不透如此联想的意义，仅仅是想脖子与发声有关吧，喉咙就隐在脖子里，我想起文革大辩论中，喊口号时无数伸长的脖子，无数声嘶力竭、青筋暴突的脖子。
当然，回顾老三届人，成功者确实不少，精英人物更是不胜枚举。社会有他们的地位，他们当脊梁是无愧的，但同时又是脖子，脊梁和脖子是矛盾而统一的，这是我们学过的辩证法。要承认，老三届人是被耽误的一代，甚至是被跨越的一代，整体素质低下，尤其在科技界出现断层，成功者更是凤毛麟角。所以脖子论似乎更符合老三届人。这是自省自律自强深层次的反思之论。脖子的感觉既形象又准确，尖刻亦五味俱全。
而高红十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下乡接受再教育中表现突出，１９７２年４月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名曰，工农兵学员。在学校除了忙学习，主要还得忙革命。一会儿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会儿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开门办学。她都是满腔热忱、积极投入，那就是她说的自以为是先锋的时候。
她和陶正等四位北大学生创作了轰动全国的长诗《理想之歌》，讴歌赞美上山下乡运动，这是那个年代的主旋律，有所谓激情磅礴、雷霆万钧之势。全国大小数十家报刊转载，电台广播。
这首诗牢牢铭刻在一代知青的心头，载入知青上山下乡的史册之中，对上山下乡运动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而且诗中不乏对黄土地的依恋，对陕北父老乡亲的感激之情，这是他们深入生活底层的真情流露，因了这点真情，过了二十多年，还会碰到不少脱口能将某个诗句片段背出的老三届人。
１９７５年她大学毕业，自愿重返延安插队，这一“革命”的举动，更是轰动一时。当年的高红十，红透了半边天。
她去的是南泥湾，担任过团支书、党支委、妇女队长。最有权力，最使她感到得意的是当会计，直接关乎着农民生计、利益大事，更能体察民情。一说起当会计，高红十马上眉飞色舞，说年底分红时，把一堆小面额的钱摆了一炕，有时为一分钱分不对，要熬上半夜呢。这一干就是四年，她那改天换地的精神好似当年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的八路军。可最后她还是和大多数老知青一样信仰危机、理想破灭、萌生怀疑，无奈离开了南泥湾。
“四人帮”粉碎后，第二年，知青大返城风暴刮起，上山下乡运动已成衰退之势。这时的高红十经过了人生的坎坷曲折、毁誉交加，更显成熟，她宠辱不惊、遇惊不变。因而她今天提出脖子说，无疑是一次对自己人生的彻底剖析，是灵魂深处的痛苦反思。“脖子说”，让你琢磨、回味无穷，让你心酸、百感交集，我也不反对“脊梁说”，因为“脊梁说”好像是海面耀眼的浪花，而“脖子说’，则像是海底汹涌的潜流。
高红十临别赠我她的新著散文集《风景》，也收入了《脖子》这篇文章，还有她插队生活的《黄土如诗》、《七里村》，以及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往事》，回到西安后这些文章我都仔细拜读过，还细读了《回首黄土地》一书中收有的《扇儿扇儿落一落》、《看电影》、《南泥湾的会见》，还有１９９８年《小说选刊》选她的中篇小说《野渡无人》，总之很长一段时间凡有高红十的作品我都一定详读，借以走近高红十的内心世界。
１２月剧组到北京，专门到高红十家拍摄，一帮子灯光、摄影、剧务、导演，挤了她满满一屋子，那气氛更热烈了，高红十身穿一件红花衫子，喜气洋洋，风风火火来来去去，翻出她珍藏的影集：有她当年插队的照片，也有再回陕北和老乡们的合影，当年的咤叱风云、英姿飒爽，今日的深沉老辣、豪情洋溢，你可以从中寻觅到这一代人艰难跋涉的足迹。他们真正是一批想当脊梁的脖子，不甘心当脖子的脊梁。
□ 摘自《老三届采访手记》，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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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只当导演不当演员——毛泽东“倒林”的根本缘由（下）
·鲁 华·
（上接zk2311c）
二，林彪讲话这根导火索引爆了一场怎样的政治地震
从全会开幕前夕、即８月２２日下午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会议主要议程内容的预期。“毛泽东建议，除了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外，还要增加一项内容，谈一谈当前的形势。毛泽东说据他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康生强调《宪法》修改了很久，《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开过一次会了，全国人民也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毛泽东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那时在华沙我们已经开始和美国代表接触，冰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正在酝酿解冻。美国想与中国接触，屡屡放出空气，在华沙，中国已经开始和美国代表接触。过去不共戴天的敌人突然成了握手言和的朋友，这个弯子转得急了点，毛泽东的意思是要给高级干部打个招呼。”同时，关于全会开幕式上的常委讲话，毛泽东也作了安排：“毛泽东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修改《宪法》的问题由康生讲。康生推脱，《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了吧。毛泽东说，那你们两个商量好了。〔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关于开幕式上除了林彪讲话之外，周恩来和康生有没有讲话，谁先讲，谁后讲，讲了些什么，目前似乎说法不一，随着全会档案解密，今后这个问题会大白于天下的。但多数当事人的回忆，似乎这个常委会上并没有安排林彪讲话，林彪的讲话是在第二天开会前临时决定的。会前毛泽东和林彪单独谈话，显然是商谈林彪的讲话。
总之，毛泽东建议全会多讨论形势问题，说明毛泽东认为国内事情已经走上正轨，他开始着重考虑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即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的三角关系问题。因此林彪在开幕式上讲不讲话，无关紧要。即便第二天林彪提出要讲话，并提出了张春桥的问题，毛泽东也最多以为这是一个插曲，林彪是抓军队的，战备又是会议议程之一，林不管怎么说也应以讲战备为主吧，张春桥的问题不会影响会议的主要议程的。
然而，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林彪的讲话，不仅完全改变了他预期的全会主要议程和内容，而且引发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林彪的讲话不显山，不露水，既没有讲国家主席问题，也没有公开点张春桥的名，但却巧妙地从不该由他讲、而应该由康生或周恩来讲的宪法修改问题上撕开了一个口子，把全会的整个注意力转移到了“天才论”上，即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问题。
我们不妨将林彪讲话中的“点睛之笔”摘录如下：“这个会和（四届）人代会以及《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是有影响的。全会这次的三个题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大事，三件大事。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注：原文如此）是《宪法》的灵魂。这个《宪法》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三十条中间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了，他对各种问题都接触了，都做了深刻的调查研究，都有重要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高。世界上是有创造的，不但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方面，是有创造的，自然科学万面，你看哪个时期没有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解放人类的科学，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有创造的。他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
林彪这篇讲话，没有什么新意，几乎是他四年前那篇五一八讲话的老调重弹。同时，这篇讲话中似乎根本没有矛头有所指的迹象，甚至明显的暗示都没有。不知内情的人，万万不会想到通篇讲话都是针对张春桥的炮弹。不少与会者回忆，毛泽东当场表示不悦。顾保孜在《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一书中摘引了张玉凤的一段回忆：“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林彪的讲话赢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但毛泽东却不悦。为什么？因为只有毛泽东才完全听懂了其中的弦外之音。其一，林彪为毛泽东制造的个人崇拜，其基本立论就是毛泽东比马、恩、列、斯都高明，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天才。林彪几十年如一日推崇毛泽东，的确为毛泽东铲除政敌保住权位帮了大忙，但同时这些个人崇拜中的基本立论，也成为林彪的政治资本，成了林的“政治专利”和“政治筹码”。而九大前后毛泽东开始对个人崇拜表示厌烦，数次敲打林彪的那些“副词”，实质上是在抽取林彪的政治资本，削弱林彪集团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权重。而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喧宾夺主”地宣扬“天才论”，明摆着是把那个政治资本当着砝码，向他毛泽东叫板或讨价还价来了，毛泽东能不恼火？
其二，“这个《宪法》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什么意思？宪法的修改还没有讨论，就想把“国家主席”这个“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法律地位强加给他毛泽东？会前他毛泽东多次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多次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为什么先声夺人？毛泽东很清楚，林彪的预先定调，将严重误导全会方向，甚至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将国家主席强加给他毛泽东，为林彪火中取栗；
其三，林彪该讲的东西一样没讲，通篇讲话都是天才论，看来他要全力以赴扳倒张春桥了。但他难道不知道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江青的后台又是谁？林彪对张春桥不依不饶究竟想干什么？矛头最后还不是指向他毛泽东？因为最终主张取消三个副词的是他毛泽东。更为恶劣的是，林彪这样干的后果是在全会上制造无中生有的敌情，似乎有人怀疑、反对“天才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遭到了挑战，或者毛泽东的威信遇到了某种危险，这种惟恐天下不乱的危言耸听，是会惹出大麻烦的。
但毛泽东还是隐忍了。他同意了第二天重放林彪讲话的录音，同意了对林彪讲话的分组讨论。因为林彪讲话的内容还蒙上了一层窗户纸，它的真实意图还没有明朗化，还需要有人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果然，这层窗户纸第二天下午的分组讨论上就被人捅破了。而“无论如何，因为陈伯达、汪东兴的加盟，华北组在六个组中最为激烈，率先爆发了‘原子弹’”。陈伯达是怎样说的呢？请看：“陈伯达引用了林彪几段论天才的语录后，说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很快就识破了这种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而作为毛泽东的“贴身侍卫长”的汪东兴，却紧步陈伯达的后尘，说出了一番更加慷慨激昂的话来：“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允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和８３４１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８３４１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陈伯达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
瞧，一个“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敌情”，一个“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是人民的愿望”这两把利刃，就从林彪讲话蒙的那层窗户纸捅破了。看来，陈伯达和汪东兴，的确是帮林彪“破题”的两员干将。而“本来张春桥就不得人心，干柴烈火，二百多中央委员一下就‘烧’起来了。”〔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也的确势在必然。当然，这场“大火”不仅仅是张春桥不得人心的问题，必须有人点火。应该说，８月２４日下午和８月２５日上午庐山上的大火，的确是林彪讲话布下了火种，尔后又由叶群、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等人点燃的。其中几个重要节点：叶群对军委办事组上山人员的“战前动员”；陈伯达２３日晚连夜炮制的马列论天才的语录；重放林彪讲话录音的提议（是吴法宪，还是汪东兴抑或周恩来？）；打印出来的马列论天才语录和抢先打印出来并散发的华北组二号简报；陈伯达、汪东兴、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重点发言。
其实，２００多名中央委员被“烧起来”的心理因素，仅仅是对张春桥江青等四人帮的不满吗？我倒以为，其中主要的因素，则是一种出于自保的政治恐惧。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高层官员委实被整得失魂落魄，心有余悸。而他们所有的“不是”，都来自于对领袖的“不忠”，哪怕对毛的任何“微词”或者不满，都会惹来大祸临头。因此，处处表现出对毛的绝对崇拜和绝对忠诚，是他们的护身符、护命符。而对贬损领袖威信的“坏蛋”表达的义愤越坚决，越激烈，则越能表现出对领袖的忠诚。而林彪讲话之所以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恰恰就是利用了这种政治恐惧心理。而汪东兴所起到的误导作用，则是这颗“原子弹”终于爆炸的先决条件，由于汪的特殊身份，使大部分中央委员误以为有人贬低毛泽东就是毛本人放出来的信号。这里不妨引用几位与会者当时的“活思想”。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极重，本来就很难懂，再加上他并没有直说，华北组在座的人大都半信半疑。可是在毛泽东身边深得毛泽东信任的汪东兴一说，就大不一样了。３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与７月下旬接到中央征求宪法修改草案的意见通知时，两次听到的都是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都是毛主席在外地让汪东兴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的，所以汪东兴违背常情的发言，加上他的特殊身份，使他的话被认为肯定有来头。原来的疑惑、猜测统统都没有了，以为摸到了底。〔参见《陈先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３月第一版，４５７页〕”
“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回忆：听了陈伯达的话，尤其是听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大家都很气愤。听完林彪录音后，我对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说，不是传达不设国家主席了吗？怎么又要设了？这是怎么回事？要我看，当国家主席，除了毛主席，谁也不行。”〔舒云：采访中将郑维山笔记，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０日〕
“宋双来回忆：记得汪东兴刚发完言，一位要去‘三北’开战备会议的老同志立即要求发言，他说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前，我们决不能含糊，我先表个态，对于反对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揪出来示众，应当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完全拥护东兴同志的发言，强烈要求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副主席。此后的发言都集中在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主席，林彪当副主席，（揪）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舒云：采访中将宋双来笔记，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而表现这种政治恐惧心理最典型的则属老帅陈毅。“历次会议陈毅都在华东组，被戴上‘二月逆流’的帽子，尤其是‘九大’会上，把他批得‘体无完肤’。这次开会，陈毅向周恩来提出换一个组，于是被安排到华北组。陈毅说以前我‘错’了，这回我非跟上不可。他听了林彪的讲话，以为林彪是代表中共中央。再怎么说，林彪毕竟打过一些好仗，出生入死，为革命立过功勋。你张春桥这些阴谋家算什么东西！”〔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一版，６１７页〕所以他第一个发言，表示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没想到又陷进‘二陈合流’（陈伯达、陈毅）。”〔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３７７页〕请看陈毅是怎样“义愤填膺”的：“现在有人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我陈毅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我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这次我可要坚决与他们斗！他们已把我打到阴沟里，我还是要努力和他们斗！”〔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一版，６１７页〕
在一个党的中央全会上，如果大多数中央委员“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地集体发声，那么引发的显然会是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而华北组二号简报则成了这场政治地震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对这场政治风潮的性质作了点睛之笔，简报说：“华北组２４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都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三，毛泽东的零容忍：决不容许他人将他当“演员”
华北组二号简报一亮相，“揪坏蛋”的呼声立即成燎原之势。“８月２５日一大早，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发到各组，整个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坚持设国家主席、叫嚷揪人的呼声更高更急，几乎一边倒。各组都要求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攻击矛头明显指向了张春桥。有的大组通过决议，《宪法》草案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参见《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第一版，３８８页〕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林彪讲话这个“剧本”，在短短一天半的时间，就上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闹剧。在这场闹剧中，林彪成了导演，他毛泽东成了演员——剧中的主角。而跌宕起伏的剧情紧紧围绕着他这个“主角”——被这位高明的导演导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一小撮居心叵测的阴谋家企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损毛主席的威望，诋毁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而捍卫毛泽东的勇士们对这一小撮阴谋家进行了奋勇反击，展开了一场保卫伟大领袖的生死搏斗……
从表面看来，即便林彪导演（也许真正的导演是叶群）这场闹剧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但毕竟其动机是好的，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是出于对张春桥等人对毛泽东不恭的义愤。但久经权力斗争沙场的毛泽东，会被这种表面现象迷惑吗？林彪这位“导演”的真正动机无论怎样扑朔迷离，真假难辨，或者需要费以时日才能真正弄清，但熟读中国史书的毛泽东首先认定的一条：就是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如果一个皇帝在“宫廷斗争”中丧失了“导演”的地位，成了别人的“演员”，那么就说明他已被他人玩于股掌之中，他的“皇位”就相当危险了。因此，获悉会议六号简报内容的毛泽东，不仅震怒，而且极为震惊。他在第一时间采取的措施，也极为果断，且雷厉风行。
“８月２５日１５点前，工作人员匆匆把各大组召集人叫走了。会前毛泽东逐一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谈话。１５点，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华北组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要按‘九大’的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毛主席在会上宣布：‘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在同康生谈话时，生气地说‘他不当中央主席了，这个会让林彪去开，他下山不参加会了。’”〔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第一版，１５７６页〕
“会议决定分组会立即休会，毛泽东宣布了三条，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立即收回会议第六号简报，没有发的不要发了，责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第一版，１７－２８页〕
关于庐山会议后面的“剧情”，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导演”的位置，控制了局面。
那么，从林彪导演的这出闹剧中，毛泽东究竟看到了什么？以至下了翦除自己“亲密战友”的决心？而以正常思维观察林彪及其同伙在庐山会议上的一切表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在推崇他毛泽东，而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毛泽东的意思。说林彪急于抢班夺权？想当国家主席？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只有从中国“帝王”的独特角度，才能大致推测出毛泽东的真实想法。笔者冒昧，不妨尝试剖析一下。
第一，九大以后，林彪显然看出了毛泽东借对三个副词不满来敲打他林彪、削弱林氏集团权势的意图。尤其借看望林彪之机公然向林推举张春桥为周恩来接班人，实质上是毛试探林彪，暗示他的接班人位置不保。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开篇讲话，在毛泽东看来，显然是林彪对他这一意图的反击和挑战，是借２００名中央委员的力量逼迫他毛泽东重新做出保住林彪接班人地位的承诺。这种公然的挑衅，毛泽东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第二，而林彪挑战方式的诡异之处，恰恰就在于他是在打着保护毛泽东威信的旗号在向他毛泽东挑衅。这个旗号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尤其利用了中央委员谁也不敢贬损毛泽东威信的恐惧心理，竟使周恩来、康生这样的人物也“坠入彀中”。舒云女士屡屡为林彪提出辩护，说设国家主席的提议不仅是林彪等人提出的，而且周恩来、康生等人也多次提出。因此，账不能只算在林彪一人头上。道理是这样。然而，如果林彪不在讲话中抛出天才论，康生、周恩来的提议不过是一般的“劝进”之言，人之常情也。但当“天才论”制造出“严重”的“敌情”，“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又是这个“敌情”的核心内容之一，那么，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康生、周恩来就糊里糊涂当了“天才论”的枪手了。而更严重的问题则在于，林彪在这场闹剧中竟然动员了那么多的中央委员跟他站队，并释放出如此巨大的“政治能量”，足以说明这位副主席的权势和威望能够和他毛泽东比肩了。这才是令毛泽东惊心动魄的关键之点；
第三，从庐山会议上短短一天半时间林彪及其“麾下”的凌厉攻势来看，林“倒张”的决心已经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程度，而所谓倒张的最后目标或连带，必然是江青。如此，毛泽东会不会由此想到林彪集团的指向，是想“清君侧”？如果林彪想的真是“清君侧”，那么问题就严重了。中国历史上的清君侧事件，时有发生，而最典型的则是西汉汉景帝年间吴王刘濞发动的所谓“清君侧”。其时，御史大夫晁错向皇帝上疏，建议削藩，为汉景帝所采纳。而当时的各藩国中，以吴、楚的实力最强，吴王刘濞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纠集了包括楚国在内的七个藩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汉景帝为了平息叛乱，只好将晁错杀掉，但叛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还有一次是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役。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他年轻的孙子朱允炆即位，史称他为建文帝。建文帝接受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等的削藩建议，着手进行削藩。而盘踞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对此极为不满，他打着“诛齐黄，清君侧”的旗号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年号永乐，即明成祖。可见，历史上举凡打出“清君侧”旗号者，表面上是维护皇帝的权威，帮助皇帝清除身边的坏人和野心家，实质上对“君主”已经起了异心，甚至萌生“取而代之”的野心了。上文提到的８月２２日晚陈伯达见林彪时说的那一段话，岂非正暴露了陈伯达“清君侧”的想法了吗？可见至少在陈伯达看来，毛泽东之所以容忍江青、张春桥这样的“乱臣贼子”在身边胡作非为，祸国殃民，说明毛泽东糊涂了，被人利用、操纵甚至控制了。因此，如果毛泽东真把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上升”到企图“清君侧”的高度，那么他就再也不会相信林彪对他毛泽东仍会有什么“忠心”，而且认定林胸中包藏的一定是不可告人的“祸心”了。
第四，从中国历史上看，举凡打出“清君侧”旗号的，都是有相当军事实力的，否则，如何用武力解决皇帝身边的“乱臣贼子”？但动用武力的结果往往连带皇帝也一并解决掉了。而九大以后的军委办事组，恰恰都是林彪的党羽，掌握着海陆空三军大权。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已经对此耿耿于怀，会议之后更成为毛的心腹大患。毛泽东的这种感觉，在南巡前后似乎格外强烈。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陈长江在回忆中有多处提及。如“毛主席在长沙住了四天，不断找人开会，谈话，交代任务，甚为忙碌。我负责迎送客人，不知道会议内容。大概第二天，汪东兴把我们随行干部队召集起来传达，主席当着许多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丁盛和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那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毛主席还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这话毛泽东一路上反复说）？！传达时汪东兴没有说指的是谁，我们也不好细问，但知道毛主席所言肯定是有所指的。”毛泽东的疑心，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陈长江回忆：“九一三事件前，一向开朗的毛主席有一段时间不知为何陷入了苦闷和抑郁之中，显得很是沉重。……有一天，天将破晓，毛主席睡不着，出来散步，我像往常一样，急忙跟在他身后随着他往前走。到了门口，毛主席看到了门卫哨兵，问我，长江，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我不由一惊，以往毛主席可不是这个样子啊！……我说不仅带了手枪，还带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呢，每个人都是长短枪，子弹也带了很多，敌人来个一两百，能对付得了！毛主席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有坏人，要提高警惕……在此间的一天，毛主席在游泳池院里散步，我习惯地跟在他的身后，和他走在了一起。毛主席情绪深沉地说，军队闹的厉害，有的不听指挥，要进行改组。我很不理解，在毛主席面前，我一向有什么说什么，也没有什么顾虑，我说，主席，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不听你指挥。毛主席说，你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啊！他没有进一步讲。”
批陈整风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安抚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里就为止了。”〔舒云：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６日〕但毛在南巡讲话中却一再强调“他们的问题还没有完，还要由中央解决”。于是四位将军怎么也想不通，不是到他那里为止了吗？为什么还要揪住不放？四位将军实在太天真了，他们不知道庐山会议之后自己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心腹大患。对于颇具“帝王”之心的毛泽东而言，心腹大患不除，他吃得香，睡得着吗？不，他连一分钟都睡卧不宁。
和中国历代帝王一样，毛泽东在权位方面的疑心，实在是太重了。而历史的真相，真像他所怀疑的那样吗？非也，有出入，或者很大出入，甚至大相径庭，根本是两回事儿。而正是帝王们的重重疑心以及和真相的出入，制造出了无数“烛影斧声”的宫廷悲剧。毛泽东的悲剧和林彪的悲剧，是否属于这一类悲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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