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 汸：文革岁月（上）
朱大渭：摧残
刘 涛：揭发父亲刘少奇的大字报
刘亭亭：“文革”中的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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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二五）·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三九三期（zk2312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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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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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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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文革岁月（上） 冀 汸
【往事非烟】 摧残 朱大渭
【文献资料】 揭发父亲刘少奇的大字报 刘 涛
【不堪回首】 “文革”中的刘少奇 刘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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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文革岁月（上）
·冀 汸·
§１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政治运动来得太频繁，一次接一次，一个接一个，后一个“运动”往往是前一次“运动”的继续，甚至于只是一点小小的补充，所以运动开始时我对它并没有刮目相看。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感觉迟钝得近乎麻木，更主要的是，我自认为是一个已在１９５５年一锤定音的人，接连经历了反右、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新三反（也叫“双反”）、精简下放、四清等等一连串“运动”，都没有再碰我，这一回当然也不例外。我照例是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回农场；回农场前逛街，看“风景”。开始是“破四旧、立四新”。市民们（以家庭妇女居多数）在居民委员会组织下，打着腰鼓，手上拿着写有标语的纸旗，另一群小伙子抬着从大户人家搜出来的西装、旗袍，乃至清朝的官服、花翎、顶戴在街上游行，喊口号。行人停下来看热闹。那气氛并不严肃，只觉得滑稽有趣。有一次，当我走出解放街百货商店时与一位走进商店的顾客差一点碰个满怀，听见他自言自语：“刚吃了几天饱饭，又来了！”这是他对游行队伍的批评，也是我在那一阶段听到的唯一的牢骚。我却并没有感觉得有多重的分量。我的政治感觉真迟钝！又一个星期天，我看见有人戴着绿纸糊成的高帽子游行了。帽子扎得太高（比人还高），头上戴不稳，便在帽顶上栓上四根绳子，前后左右由四个人牵着，才勉强稳住。戴帽者自敲小锣，自报姓名，自报官职，自述罪行。此人已五十开外，是某粮食管理站的领导。他身后跟着一群肩扛笤帚的年轻人，前面几位还不时像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扫地一样地在马路上扫几下，扫到戴高帽者的脚边，表示将他扫进“历史垃圾堆”。行人追着看，围着看，好像这也是一件新鲜事物。当然也表明运动在“进步”，已经由物及人了。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对人的侮辱和戏弄，迅速升级，再升级，变成了对人的心灵摧残和无所不用其极的肉体折磨。也是一个星期天，我看见杭州大学的学生在解放街百货大楼门口对他们的老师夏承焘、陈企霞举行街头批斗。陈企霞很犟，不肯低头。发言批判的学生指控他是“叛徒”，他抢着为自己辩解，因此被学生揿下头，搞喷气式。围观的群众也起哄似的跟着学生大喊“打倒”，大呼“革命口号”。我敢说，这些偶然路过因觉得新奇随意站下来看热闹的群众有几个人知道陈企霞何许人也？我也是头一回在这种特殊场合将他本人和姓名联系起来的。至于夏承焘则是老熟人了。夏比陈圆滑得多，学生指控什么他就承认什么，大包大揽，而且不断地向围观群众鞠躬谢罪。学生不喊口号，围观的群众也不吭声，老老实实看热闹，凑热闹。主持批斗会的学生说，他们两人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革命义愤”云云，不过是自欺的欺人之谈。又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在街上看见了批判林乎加的大字报。林乎加，解放初期任省委文教部部长、省委宣传部部长，当时是省委秘书长。大字报公布的罪行中，一条是“包庇大右派陈企霞”，另一条是“解放初期重用胡风分子方然、冀汸”。我不能不大吃一惊：原来人们并没有忘记我们！我隐约感到，这一回怕是无法幸免了……
浙江的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形成对立的两派，一派叫“省联总”，即“浙江省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简称，另一派叫“红暴”，即“红色风暴派”的简称。两派都自称为造反派、“拥护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却又互相攻讦乃至武斗，势不两立到不共戴天的程度。他们各有后台，“省联总”的支持者是空五军、二十军；“红暴”的支持者是省军区、省委，保江华，所以前者称后者是“保皇派”。粉碎“四人帮”后，两派首脑都判了重刑，但小头目的命运却大不一样，属“红暴”派的因“保皇”有“功”，不少人不仅没有被“清查”，反而平步青云，连年升官。这是另一个题目的故事，此处不说也罢。
R（作者妻子—编注）教书的学校也不例外，造反派与“保皇派”对立得很厉害。校门口已有“红小兵”（高年级的学生）站岗。我出出进进，他们都喊一声“右派分子！”声音大小不一，也不整齐，有的理直气壮，有的羞羞答答。我知道这是喊给我听的，但他们喊错了，还不知道怎样正确地给我“戴帽子”。我也不理睬（如果有所表示，定会招来一顿“现世报”），照常出入。他们也不阻拦。但R对我提出了警告，要我暂时不必再回家。我觉得她的顾虑有理，休息日就留在农场里消磨了。
文革浪潮势不可挡地冲进了这家劳改农场。开始的时候，场领导采取了一种颇为滑稽的措施，以我所在的二大队为例：叫一个原是国民党的俘虏兵、五十多岁而又患着老慢支的劳改干部套上红卫兵袖章，接待外来串联的青年红卫兵，意在挡驾，表示劳改单位是特殊的专政机构，文革只能自己搞，不容许有外力插入。此举当然无效。在大气候影响下，农场的青年干部先后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战斗队”，并与社会上的造反派联系起来，也分成了“省联总”和“红暴”互相对立的两派。两派争相揪斗“走资派”，互相贴大字报攻击对方。但他们“革命”的对象却是一样的：地、富、反、坏、右、叛徒、当权派、走资派、臭老九；目的也相同：向当权派、走资派夺权。其余的人，如果无民愤，也少有劣迹或“现反”行为，大都成了“一小撮”。这也是文革题中的应有之义。目的既然在“夺权”，当然先下手为强，“省联总”一派占了上风。后来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两派“联合”起来了，实际上则不“联”不“合”，仍然利用各种口号互相揪斗。
场长、政委靠边以后，副科级以上的干部也成了“革命对象”。我所在的二大队的副教导员郭振英、大队长郭松泉被当作“走资派”揪出来之前，为了避免自己被指责为“包庇胡风分子”，便派大队生产干事徐太和到我的住处打招呼了。徐和H原是邻居，因为我常到H家去，认识了，后来也混得比较熟悉，平日无事，常来坐坐，聊聊。这一回，却来和我大讲文革形势，好像专门来给我上政治课的，颇不寻常。我一声不吭，仔细听着。最后，他说：“你总不能老是这样闲着，别人看起来也不像样子。”我说：“并不愿意闲着，以前还要我卖卖瓜果蔬菜，现在也不让我干了。”他坦率地告诉我：“大队部研究过，明天起，你就到畜牧场劳动吧！干什么活，听他们安排。”他的“任务”完成了，立即告辞。次日，我去畜牧场报到。那边的干部也面熟，似乎不好对我强迫命令，只说蔬菜组的场员今天在喷农药，你就在地头帮他们按比例配农药吧。任务简单极了：一桶水倒进一竹提农药。第一天就这样应付过去了。以后，虽然天天准时到达畜牧场，却没有我干的事情。一个萝卜一个窝，我挤不进去，插不上手。我应过卯，仍回到住处，闭门思过。我还是一个闲人，闲得发慌，闲得紧张，闲得战栗。
§２
农场里两派造反组织终于“联合”起来，成立了新的“东方红联合造反司令部”，夺了场部的领导权。我所在的第二大队队部也被夺了权，由造反派当家。原来管我的大队干部无权再管了，新当权派便命令我和场员一起种蔬菜，实际上是把对我的指挥、监督之权交给了场员；同时也通知我：星期天、节假日也不准再回杭州家里，即使是到乔司镇购买日用品、理发，也得向大队部请假，时间限制在两小时之内，回场后还得主动向大队部销假。我被管制起来了。寄给我的信也先经大队部拆阅审查后再转给我。实际上，这些年来，除R给我写信外，再没有任何人同我保持联系。到了这一步，场员也不再用“干事”、“科员”、“队长”之类称呼我，而是直呼姓名，彼此彼此，仅有的区别只在：我仍在干部食堂用膳，工资仍列在干部花名册中。显然他们都知道我是“胡风分子”，甚至比许多干部更清楚。我这类人和他们相比，不过是从地上滚到席子上，高了一篾片儿。
蔬菜组的劳动是没有干部监督的，由场员小组长说了算。他对种植蔬菜也真是一个行家里手，对播种、移栽、施肥、喷洒农药、收割等程序和操作技术极其熟练。出工、收工时间跟犯人一样，但劳动计量不严格，开头在地里猛干一阵，接着就工间休息了。可以打牌，甚至在地头睡觉。他们也不大管我，随我自己干。看来，他们也把我当作异类，或者简直认为我是派来监视他们的。这样也好，彼此不信任，也彼此相安无事，省却许多麻烦。这样的劳动生活一直持续到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为止。对于这项“运动”，各地的简称不同，上海称为“清队”，浙江称为“清阶”，目的则一样：采取阶级斗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进一步分清“革命”与“反革命”界限，清理革命队伍，使无产阶级变得纯而又纯。１９６８年９月３０日下午，我从供应站买了什么东西出来，与一位原农场的电工相遇。我们曾经比邻而居，平素关系不错；文革兴起，他们一家都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夺权之后，他就成了“联合造反司令部后勤组”的负责人，掌管全场财务大权，炙手可热。我们见面，照例招呼。他却极不严肃地叫住我，说：“冀汸，从今天起，你的住处就是二大队的牛棚。你的铺位不必挪动。今天夜里，就有几个人搬来和你同住。”这就是说，我被取消了参加十月一日普天同庆的国庆节。我变成了人民共和国的“等外人”。不，连人不算，正确的称谓是“牛鬼蛇神”！
晚上，果然押来了六位“牛鬼蛇神”。第一位就是那位曾是农场里第一个佩戴红卫兵袖章的解放过来的俘虏兵，现在是某中队的分队长，共产党员；另一位是场员食堂的事务长，也是解放过来的俘虏兵，共产党员；还有三位中队干部；还有一位是场部仓库保管员，曾经是吴化文麾下的壮丁兵；加上我，共七个人，的确只算“一小撮”。每个人除吃饭、睡觉外，监管人员叫我们上午阅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下午谈学习心得、体会，承认自已是“反革命”，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人民投降！”好像我们七个人都是国民党兵团司令杜聿明。倘若果真是的，那到好办，竹筒倒豆子，交代出来完事。可惜我们都不是，怎么交代呢？然而沉默是不行的，必须说话，可说去说来怎么也无法把自己的“罪行”和杜聿明的“功业”拉在一起，划上等号。天天讲，却重复天天讲过的话。监管员坐在一旁听着，摊开笔记本，可记不下一个字。监管人员不断启发我们，也总是无效。虽然也有人擅长无中生有，但怎么也“生”不出杜聿明的“赫赫功业”来。我们和那位国民党兵团司令毕竟隔得太远啊！“逼、供、信”，“逼”不出，“供”不出，即使“供”了，谁也“信”不起来。于是还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这又是监管人员决不能满意的。日子就这样磨着，混着，耗着。
我本来自费订阅了一份《文汇报》。当时许多报刊是限量发行的，《文汇报》在内，分配给地方邮局的只有几份。我在余杭县属的乔司邮局未能订着，跑到相邻的海宁县翁家埠邮局才订上。这份报纸是我感知社会的唯一窗口，十分金贵。关进牛棚之后，却收不到自己订阅的报纸了。我要求监管人员代为查询。监管人员向大队部查明原因后告诉我：那份报纸转给别人了，但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用《浙江日报》代替，一是退还订费。我选择了后者。从这天起，我戒读报纸了。这该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戒”吧？那时候，我自甘落后，自甘无知，自甘愚昧。这是不是也算一种“自暴自弃”呢？
随着运动的深入，挖出来的“牛鬼蛇神”越来越多，农场副场长也关进了这个牛棚里。“六畜兴旺”的时候，竟达三十余口之众，其中有许多是造反派另一派的成员，昨天他们还在揪斗别人哩！他们的“罪行”不是“现反”就是“坏分子”（仅限于乱搞男女关系者）。“一小撮”已经名不副实，加上场部和其他大队牛棚里关押的“鬼神”，是很大的“一大撮”！大队部为“鬼神”们专门设立了一间“学习室”，每天早晨将众“鬼神”集中起来“早请罪”，睡觉前再集中一次“晚谢罪”；“请罪”和“谢罪”都要举行“一祝”、“二唱”、“三读”的隆重仪式（这些语词年轻的读者可能完全不懂，请参看何满子建议编辑、出版的《文革大词典》，此处恕不多嘴）。
头一回召开群众批斗大会的时候，我曾被挂牌陪斗过一次，以后就只当作下脚货和众“鬼神”们坐在水泥地上“受教育”了。夺权之后的造反派为了巩固权位，主攻方向是对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其实，没人表示“不悔改”）；我这种既干且瘪的“死老虎”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就索性不要我去“受教育”，仍然叫我同场员一起劳动，但又不像以前那样固定在蔬菜组，而是不断变换工种，任听使唤，大概怕我固定在一个点上和场员混熟了泄密，也怕我搞“反革命串联”吧！交给我的劳动任务名目繁多，现在能够记起的就有：种水稻、种棉花、种蔬菜；西瓜熟了，叫我在炎炎烈日下看管瓜地；在食堂里当杂役，冬天洗菜，夏天烧炉灶；墙倒了是水泥工，凳子缺了腿是木工；搬运粮食、水泥、原木和化肥，我就是装卸工；好像我是天生的“万能博士”，样样无师自通。干部食堂姓陈的炊事员阶级立场特别坚定，对敌斗争性特别强，每次到乔司粮站买米，总要带我去装运。一辆胶皮轮胎的手拉车要装一千多斤米。我提议分两次装运，遭到他严词拒绝和训斥，说我“怕劳动”、“怕吃苦”、“剥削意识”、“拒绝改造”等等，扣了一大堆帽子。我无话可说，装就装吧，拉就拉吧，无非把我当牛当马。一千多斤米十几只麻袋，须用绳索紧紧绑在车架上。而装车也是一门学问。前面装重了，分量都压在车杠上，拉起来特别吃力，后面装重了则会翻车。他站在一旁看着我装装卸卸，试了又试，也不肯帮忙。我当然不求他，就是折腾得死去活来也不求他。从乔司拉到农场，上沪杭公路就是一个大坡。我肩上套着一根绳子，双手挽着一副车杠，身子前倾与地面呈三十五度的匍匐状态，他也不肯从后面推一把，自管自地推着一辆公家的新自行车，悠闲地慢慢踱着。有一次，路遇一位农场干部，调侃地说：“阿培，现在可神气啦！”他若无其事地应道：“分工不同，分工不同嘛！”拉到厨房附近，还有一道很长的下坡，虽然比上坡轻松，但需要控制车速，必须把车杠翘起来，让车子的后身着地，发生摩擦作用，慢慢滑行；如果一个劲往下猛冲，不慎摔倒，拉车人就会被千斤车压死。他仍然跟在车后“欣赏”，不肯从后面将车子逮住一些，好像说，最好出一次事故，把你这个“反革命分子”压死算了。这就是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反革命分子强烈的阶级仇恨。
厨房里的燃料是棉花秆。去秋堆起的棉花秆，经过冬春两季的风霜雨雪，夏季就霉烂了。曝晒棉花秆也是我的任务。这是最脏最累的活儿，早晨摊开，晚上收拢来，这一摊一收，我就变成了黑人。歇工之后，先跳进水塘里泡一阵，回到牛棚换衣服，才再到食堂去打饭。
有一回，一位从牛棚刚刚获得“解放”的干部，重新坐上大队管教干事的宝座，就叫我把一根躺在大路旁边的水泥电线杆拉到大队部门前竖起来当旗杆用。那不是一根毛竹，而是一根一千多斤重的钢筋水泥铸件。他把我当成了可以“挟泰山以超北海”的大力神。经他实地考察，确认那决不是一名小小的“牛鬼”办得到的事情，才没有申斥我。
每天晚上回到牛棚总是精疲力竭，似乎骨头都要散架了。造反派终于认定我干的是重体力劳动，恩准每月的粮食定量提高到四十二斤。但每餐饭后仍觉得空空如也。
§３
劳改农场是国家专政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权掌握在一群嘴上无毛的造反派手里，最高领导层还是不那么放心的。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出军营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之后，我所在的乔司农场即被部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了。进驻农场的军管小组是一个团级建制。部队初来乍到，对农场文革现状两眼一抹黑，还得“支持”和“依靠”造反派中的“左派”，也就是支持和依靠掌权的一派，继续揪斗“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清理阶级队伍，大会批，小会斗，换汤不换药，老一套。倒霉的继续倒霉，得意的更加得意。而且新措施来得更加严厉。有一次，竟批准某大队将原第一副场长、生产科科长、该大队大队长、教导员、中队长、指导员、分队长、场员，按照身份高低排成单行长队，并将每个人加以精心化装，例如，原第一副场长就身穿蟒袍、头戴乌纱、打一把黑雨伞，走在最前面；后面挨顺序是戴着牛头马面面具的各级大小干部，也有出身、成分不好或作风不好的干部家属，被称为“地主婆”，或胸前挂着一双破鞋，或被剃成阴阳头；殿后的是拖着狐狸尾巴、蛇尾巴的场员。我看了，不能不瞠目结舌，佩服设计者的创意和制作技术。大批“革命群众”则敲锣打鼓，扛着扫帚，喊着“革命”口号，浩浩荡荡跟在后面。这是文革期间乔司农场最奇特的一次游斗。游斗队伍到达哪个大队，便在那个大队举行一次揪斗大会，由早有准备的人上台宣读一篇发言稿。被批斗的人必不可少地要被搞一次喷气式，吃一次苦头。乔司农场共有六个大队，这一天，每个挨揪斗的人就要被搞六次喷气式。身体差的人，当场晕倒，被拖下后，还要骂他“装死”！
一位“同棚”，１９５７年被扣上“右派分子”的法医，对“早请示”、“晚谢罪”、“三读”仪式发了一句牢骚：“这不就是做祈祷吗？唱赞美诗，读圣经！”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不过没说出来。我就认为，始作俑者一定原来就是一名宗教狂热分子现在又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不经意一句话，被一位有心人听见，打了小报告。某日清早，牛棚的监管人员来了。他们一律穿着警服，而且比平时多了几个人。一位敏感的“牛鬼”小声嘀咕道：“嘿，要有啥动作！”我才注意到气氛的确跟平常不一样。那时候，劳改干部都穿便装，只有执行任务时才着警服。
我们到“学习室”集合，准备“早请示”。但监管员说，今天场部开大会，大家都要去“受教育”。排队的时候，那位发牢骚的“同棚”还喜滋滋地说：“又好坐在水泥地上打瞌充了！”他猜对了，走资派脖子上挂着牌子立在台上，正、副两位场长还被做成了喷气式，众“鬼神”却坐在水泥地上，两相比较，后者当然舒服得多。他万万没有料到，没有捞到“打瞌充”的机会。主持大会的周副团长在发表“训词”中，突然大声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蒋大颐揪出来！”早就伺候在一旁的两名着警装的监管员应声将这位“同棚”从水泥地上拎起来，简直像老鹰抓小鸡，立刻把他做成喷气式，以极快的速度把他架到讲台中央，脚上的布鞋也掉了一只。随即有人把早准备好的大牌子挂在他的脖子上。主持人宣布的罪状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句牢骚，又增加了一条：“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拒吃忆苦饭。”“忆苦饭”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米糠煮野菜，叫人边吃边“忆苦思甜”，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为了不吃二茬苦，不受二茬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吃“忆苦饭”这天，全大队家家奉命停炊，男女老少一律免费到干部食堂享用，完成上级布置的“政治任务”。有人吃一碗，有人吃半碗，有人只尝几口，但没听说有人拒吃。法医住在畜牧场，算是兼职兽医，那时也许正忙着在给母猪接生吧。
大会以宣布法医“逮捕法办”结束。平反冤假错案之后，我在杭州街头邂逅他，知道那次“逮捕法办”并没执行，让人耍猴儿似的当了一次无效的“典型”。
乔司农场军管之后，在青年农场工作的原乔司农场干部，凡是遭到揪斗的，一律调回乔司农场原工作单位接受群众批判、斗争。H夫妇双双被“揪”，奉命迁回二大队牛棚里安家。他们是一个大“家”，前面说过，有母亲、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全家七口，但能分配给他们的房子只有两间，一间在我所安身的牛棚之左，一间在牛棚之右，并不相邻。在乔司中学读初中的大女儿，只好当寄宿生，奶奶带着孙儿孙女住另一间。大女儿属于“狗崽子”、“黑七类”，后又改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学校里寄宿并不轻松，必须接受监督。奉命监督她的人，恰恰是她要好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员。对于团员，自然就是“考验”了。有一天（大约是星期六），大女儿雁子下午回家，没有返校，留宿在家里。半夜，有人来牛棚敲门了。一听，知道是监督雁子的同学带着老师来找人了。雁子当即被叫了起来，不加申辩，先检讨一番，跟着老师和监督她的同学回了乔司镇。临行，那位老师当着奶奶的面把雁子的父母批评了一顿，说让女儿留宿在家里应该算他俩的新“罪行”！
儿子巨儿这年暑假小学毕业。按农场与乔司中学达成的协议：农场的小学毕业生一律可以升入乔司中学初中部。农场小学的余校长却找巨儿“个别谈话”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因为父母是“现反分子”，他没有资格升入中学，回到家里也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和“反革命”的父母作“坚决斗争”。这也就是对他的“考验”……孩子知道什么呢？除了原原本本地告诉父母，就是伤心落泪。H夫妇除了每天写检查、交代，挂牌挨批、挨斗，还要安抚儿子，做儿子的思想工作。这项任务主要是由H本人承担了。他要儿子有信心，父母没有干过反革命勾当，这学期不能进初中，甚至一年、两年内不能进初中，并无关系，要相信事情终会水落石出，自己终会上中学，将来还会上大学。只要自己不垮，别人是打不垮的！我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听进去了，我听了很难受，因为想起了陈殷的遭遇，那件事情还发生在文革之前哩！孩子何辜？也要跟着父母遭罪！——可以告慰的是：巨儿不仅上了初中、高中，而且大学毕业了，现在英国注册了一家公司，经营国际贸易。
奶奶具有中国农村女性的一切传统美德，朴素、善良、勤劳。在那种特殊的时候和特殊的环境里，她成了全家的主心骨，默默地把七口之家的生活需要全部包揽下来了。因为我与H有过一段工作关系，现在又夹在他们一家之中，相与为邻，她简直把我也当成了“家庭成员”，凡是烙饼、包饺子、下面条等改善生活时，也有我一份。我分享了她的慈祥与宽厚，至今想起来也温暖无比。她是一个除了夜里睡眠全天都不休息的人。别人午睡，她就默默地纳鞋底，或者踏缝纫机。她也善于自得其乐，有时轻声哼着山西梆子，或者民歌小调。我听不懂那内容。她不识字，自然不看报；耳朵又背，似乎也不愿意听广播；对国家事，天下事，可以说毫不关心。H夫妇挨批、挨斗的场面她没有见过，只知道他们又去开会了，从不过问，显得很放心。她只知道一如既往地把家人的生活搞好。左邻右舍遇上困难，也常来找韩家奶奶帮忙。我们由于朝夕相处，她的难懂的方言也逐渐能够会意了。那时候，除了场部的电影放映队来大队放电影外，人们再没有别的娱乐。孙儿孙女们睡觉之前，总要她讲个故事。有一次，我听见她给孩子们讲公冶长识鸟语的故事。她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个虎拖羊；尔吃肉，我吃肠，急宜取之莫彷徨……”我大吃一惊。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在哪部章回小说中读到过的故事吗？她何时从何人的讲述中听到的？现在七十多岁了，还记得原文？孩子们听不大懂，她译成方言再讲一遍。老奶奶真不简单哩！
奶奶养了一只大公猫，有九斤重，颇听人使唤。有时，桌上摆满菜，红烧肉香喷喷的。它就坐在桌面上。如果对它说：“看牢，不准偷吃！”它似乎明白了，这不是给它吃的，便安分地守在那里。这只猫跟着他们迁到“青年农场”现在又迁回来了。它吃饱了就爬到树上休息。爬树的模样活像一只猴子。我无聊的时候常拿它寻开心，将它的两只耳朵用木夹夹在一起，让它抓腮捎脑，猛闹一阵子；或者在它的尾巴上绑一件重物，让它拖着打圆圈。有一次，我把它的两撤胡子剪了。孩子们问我：“剪它干什么呀？”我说，“没有胡子显得年轻一些！我不是也刮了胡子吗？”孩子们笑了。没有欢乐的日子，我拿小动物寻开心。它愿意接近我，因为我总是给它吃最爱吃的东西——鱼骨头。但它的最后命运是很悲惨的，被兵团战士打杀，吃了肉。
H夫妇在挨批、挨斗中度过了乔司农场的整个军管时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拥有原乔司农场全部土地的时期，直到恢复劳改农场建制，土地一分为二，H夫妇和部分劳改干部变成兵团干部为止。
在牛棚里作为“牛鬼”，我也是特殊的存在。每天只叫我与众“鬼神”一道举行“早请示”、“晚谢罪”的仪式，其余的时间都派我和场员一同劳动，并接受场员监督。我琢磨着，我之外的“鬼神”都是劳改干部，他们当面锣对面鼓地互相揭发、批判，大约有许多事不宜让我知道才使出了这一招。“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真是至理名言，我反而有了相对的自由，可以在劳动范围内自由行动，有机会看大字报、小字报和各种印刷传单。一天，我偶然看见一种新传单，标题为《特殊犯人胡风》，说“胡风被刘少奇、周扬包庇下来”，重罪轻判，没有服完刑期，就被放在成都“监外执行”，住在洋房里，吃可口的菜饭，还可以看电影，过着比人民群众还优裕的生活……传单主张“重新审判胡风”。又说，路翎一贯“不认罪，不服罪”，被判刑２０年，仍在监狱里装疯卖傻，大吵大闹。执行“反革命路线”的监狱当局竟准许他监外就医，他在外面仍不老实，到处寄信，大搞翻案活动，结果胡风改判无期徒刑，路翎重新收监。我像听到一声霹雳。我相信传单上的那些话，文革失控的时候，造反派正是用散发传单的方式向海内外泄露一切新旧机密的。但我说不出心里是喜悦还是悲哀。一方面，高兴知道胡风和路翎还活着，同时又为他们面临的处境和健康担忧，并由此想起更多的生死不明的朋友们。在那样的时候，我是不敢以任何方式把内心深处的感情流露出来的。和我曾经同住一房的就有一位说梦话的“牛鬼”，语言尽管零碎而混乱，因为老是重复说着，次数太多，也能大体了解他的过去和现状。我真怕自己也会像他一样在睡梦中把真情吐露出来，也的确是事实。真是一种新的折磨！
“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众所周知，一开始就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双方都用《毛主席语录》武装自己，指责对方的行为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运动初期处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时候，到了超越“文斗”不等于“温斗”的阶段，便上升为棍棒相加了。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出兵营支左的时候，由于各支各的左，红卫兵手上的棍棒、皮鞭、皮带……都先后变成了真枪实弹，斗殴也就相应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我是属于“不准革命”一类的人，自然与这场“战争”无关，在农场里，我也目睹了一场这样的“战争”。
前面说过，乔司农场划出一个大队改为“青年农场”，安排一批无法在杭州就业的知青和一批无法升入高一级学校的中学毕业生。红卫兵运动高潮中，这批知青也纷纷成立了各种名义的造反战斗队。比邻的乔司农场首当其冲，成了他们斗争的目标。社会上“停工、停课闹革命”，他们也不例外，成群结伙，整天在农场里到处闲逛，过瓜田摘瓜吃，过果园采果子吃。若遇到职工干涉，他们便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宣称自己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蒂是你们的”，或者自问自答：“问苍莽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摘几个果子有什么不行？”他们既然“造反有理”，随意摘瓜采果也算造反，妨碍他们这样做当然就是“无理”。有的职工遭到训斥，有的职工挨打。作为专政对象的场员和“牛鬼蛇神”更是奈何他们不得。一天下午，不知什么缘故，青年农场一个叫做“鹰击队”的造反组织，集合了百数十人，扛着铁耙、锄头、木棍，揣着匕首，浩浩荡荡直扑我所在的乔司农场二大队。当时的劳改干部主要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转业军人，其中还有几位“三八式”的老革命，除几个民警外，都算身经百战的老兵。现任中队长、指导员一级的干部，原来就配有手枪。劳改单位本来就算一个半武装单位。成立各种“战斗队”之后，又得到支左的空五军、二十军的支持，凡是属于当权的造反派人员，不分干部、工人，都配给步枪或冲锋枪。得知“鹰击队”的小青年前来突袭，早在路口、桥头和树林里埋伏好了。小青年的队伍一露面，迎头就是噼噼啪啪一阵一阵枪声。自然，没有把枪口对准人身，子弹都从他们头上飞过去了。年轻人头一回经历这种场景，不约而同地丢掉手上的“武器”，掉头就逃。原来走在前面的人被喝令“站住”。他们都老老实实站住，不待吩咐，举起双手（这个动作大概是从电影上看来的），押回大队，共有２０来个人，其中有“鹰击队”的头头张扬标，一个挺拔英俊的小伙子。只有他一个人用手铐反铐着。其余的人也分别受到审讯。他们表示决不再闹，都释放了。这就是我这个“不准革命”的人在“文攻武卫”的年月目赌的一场“武斗”。
后来，乔司农场造反派武装还乘卡车到萧山去支持过一场“武斗”，据说，都是朝天放枪，没有伤到别人，自己也没有损失一根毫毛，全师而还。
劳改单位被军管之后，意味着原公、检、法被“砸烂了”，劳改干部除“紧跟派”之外，都被当成了“旧公、检、法黑线的死硬分子”、“罗瑞卿的黑爪牙”。我和H写的那个电影剧本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说成是为罗瑞卿树碑立传的“罪证”。在点名要我参加“受教育”的一次全场批斗大会上，所有的场级领导都被扣上“国民党别动队”的“罪名”，他们包庇我这个胡风分子，丧失立场地给我看１７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看的内部文件。我一边听，一边想，想不起谁给我看过这种“内部文件”，只有在第一监狱“深入生活”和犯人一起学习关于四清运动的“双十条”时，H带来过几本载有关于翻身忘本、走上犯罪道路案例的《人民公安》杂志，如此而已。那时候，为了达到无限上纲的目的，随心所欲地捏造罪名，已是家常便饭，批判者和挨批者都没有认真对待。为“批判”而批判就是批判者的目的，为“挨批”而挨批就是挨批者的义务，至于如何作结论，仿佛其人还没出生。
这次大会之后，某夜，二大队当权的造反派突然通知我，要我立刻随来人到大队部去谈话。会议室坐满新当权的造反派。头头问我：还保存了哪些封、资、修？还有没有油印的电影剧本？我回答：该毁掉的书籍“除四旧”的时候就烧了，油印剧本一共才２０本，我本来就没有留。又追查底稿。我承认，初稿和修改稿都在我手上。便命令我把剧本底稿、除毛主席的著作之外的一切书籍都交出来。我说，最好派一个人跟我一起去拿，免得遗漏。彼此面面相觑，没有谁自告奋勇。于是头头发话了：你自己去拿来。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没有路灯，从大队到“牛棚”这段路虽然很熟悉，摸着走路也不免踉踉跄跄，只好慢悠悠地。我捧着电影剧本的手稿和一摞别的书籍，来回走了两三趟。但我把压在箱子底下的两本相册打了埋伏。我以为随后会有人跟来搜查，如果查出了，我会说：它们压在箱子底下，忘了，打打马虎眼，虽然免不了要挨一顿克，甚至于批斗。结果没人跟来查。
（未完待续）
□ 选自《血色流年》，冀汸著，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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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摧 残
·朱大渭·
〔口述者：朱大渭，１９５７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
我１９５７年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历史研究所。我的分段专业是魏晋南北朝史。“文革”前，参加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稿》工作，搜集了不少三国时期至唐代的资料。我发表的文章中，有一篇《“隆中对”与夷陵之战》，被学术界认为是一篇对诸葛亮“隆中对”研究有开拓性的文章。
１９６４年得了胃溃疡病，回到我老家四川南充养病。１９６５年底想回来，已经走到重庆了，但就是买不到船票。我急了，给所里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所里领导说，再过一段吧。那时，已经开始批“三家村”了。
１９６８年７月，工军宣队进驻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我９月３１日回到北京。我爱人在天津，她把孩子带来团聚了两天，这是隔三年多后，同妻儿一起过的第一个国庆节。那时是什么状态？工军宣队虽然进驻了不少单位，但社会是瘫痪状态。学部开会开不起来。一开会，两派总要闹，抢麦克风，谁都不服谁。当然有动作的都是年轻气盛的。我对两派的事基本没介入，两派我都没有参加。一看这形势，就更不能参加了。但还是跟大家友好相处。不闹派性时，互相也都是朋友。所以我基本上是逍遥派。
学部的运动从１９６８年秋冬拖到１９７０年。工军宣队反复给中央“文革”小组打报告，请求解散学部。因此到１９６９年，所有的图章都换了，全用“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人帮”想把学部毁掉，他们害怕知识分子，这是无疑的。当时，周总理救了学部，总理就是不批，拖着。１９６９年的报告拖到年底，最后用了比较策略的办法，提出考古所、近代史所不解散，其余所下去劳动锻炼，走“五·七道路”。这是一个批示，红头文件。大约是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底的事。于是工军宣队派人外出华北、东北，四处找地儿，最后定在河南省信阳专区息县。
息县有一座山，名叫鸡公山。蒋介石过去曾在鸡公山修建过一幢别墅。当时，学部的书全都带下去，准备放在鸡公山的一所寺庙里。寺庙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但记得周围树木葱宠。鸡公山满山也是漂亮的林木。庙里的菩萨塑像已经被毁了。书放在寺庙的房子里。下去之前，我们天天打箱装书，光历史所就有６０多万册书。整个学部约４８００多人，全部军事编制。一个所编为一个连。姚连堡是历史所连长。朱国炤是副连长。政委是军宣队的。我是第一排第一班的班长。我们班有老有少。老的如明清史专家谢国桢，时年６８岁。少的如政治研究所的白钢，被打成“５·１６”分子。
谢国桢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是梁启超先生的学生，后来到梁先生天津饮冰室家中教他的子女。再后来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又在梁启超先生纪念室里整理馆藏金石碑刻，还做明清史研究。他的著作很多，如《南明史略》、《汉代社会生活》、《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等。还研究明清时代的野史笔记。“文革”时，他被打成“牛鬼蛇神”，列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曾说过，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老同学刘盼遂被迫害投水自尽，孙楷弟把自己所藏的小说秘籍和他亲笔批的书籍、手稿七分钱一斤卖掉，他都深感痛惜！谢老是河南安阳人。下到干校之后，他并没有像是回到老家的那种感觉。我们班对谢国桢比较优待。因为他年龄大，又矮胖，我们有时就为他买些枣、梨、糖、烟，也帮他打饭。他爱打呼噜，大家住一个房间，他的鼾声弄得人睡不着。有时有人把他弄醒。他生气，嘀咕两句，但一翻身又睡着了，还照样打响呼。不过，大家对他都不错，去东岳赶集、两个人扶着他逛集市。
谢国桢写了不少考证性质的书，曾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但在干校有一件事，却是尤法考证的。因为他年岁大，晚上常去厕所。有一次，他半夜起来，－试手电筒没电了。他看见桌子上恰好有两节电池，于是就用了。后来，同宿舍那人曾问过，我的电池哪儿去了？他忙说，在我这儿。不知谁把这事告诉了军宣队。军宣队硬让他站在屋子中间，当着大家狠狠地批了他一顿，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坏，连电池都要偷！”谢国桢朴实本分，是个书呆子，他根本说不出话来。大家也很尴尬。等军宣队走了之后，我才说，其实谢老根本没偷，只是用了一用嘛，所以有人问时他立即承认了。如果谢老先生考证“偷”字，我想，对于他来说，已完全不是那个“偷”本身的意义了！
还有一位张政烺，是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先秦史专家。他原是中华书局总编，后任北大教授。解放后调到历史所。在干校里，平时他烧锅炉，能喝酒能吃肉。他狗肉吃得最多，每次去东岳赶集，都要买狗肉。烧锅炉时，正好用他的小锅煮狗肉。
老专家孙毓堂，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发表过诗歌。后来他搞历史研究，从秦汉到明清。他的外语好，学问也好。国民党时期就是驻联合国的翻译。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搞他。他开煤气想自杀，结果没死成，被抢救过来，落下支气管炎。下到干校时，他的支气管炎病常发，没法干重活。他已６０多岁了！就派他养鸡，一百多只鸡，关在鸡房里。每天要铲鸡屎，还要拌食，运水倒在水槽里，并不轻松。那些鸡都是河南当地的土鸡，麻乎乎的，黄黑杂色。如此喂养，鸡也下蛋很少。孙先生总结说，一是鸡吃得不好。二是没有科学喂养，吃不到营养饲料。三是没有一定的照明与湿度。还有，第四，不敢放鸡。一放出去，没准一会儿就被衣民偷光了。
那时，河南衣民穷，房子破，穿的衣服也破，吃的都是糠菜那样的东西。我们买的砖瓦，他们偷，种的蔬菜，他们也偷。我们跟他们来往很少，各住各的地方。有时他们来卖狗肉，卖鸡蛋，谈话之中，也只能略知一二，其余就是侃价钱了。
东岳那里既不是丘陵，也不是平原。我们连住在一处洼地，属黄泛区。周围老乡不多，刚去时搭席棚，住一部分人，还有一些同志住老乡家。每个班并不干统一的活。年轻的干重活，建房、脱坯、运煤，用土坯周围圈起来装煤块。我因身体不好，给予照顾，在猪房、鸡房、厨房都干过。当然是一边搞劳动，一边搞运动。
因为我没有参与两派，清查“５·１６”时，我参加办了很多学习班。政治研究所的白钢，是从北京押到干校的。一直搞了他七、八个月，说他是“５·１６”骨干，于是给他办学习班，成天给他讲政策。我跟他后来成了朋友。他是１９６４年调历史所的，业务不错，人心直口快。我们本不认识，关起来之后，我看着他，倒熟了起来，我们常常聊天。他什么都讲，包括自己的私事。我对他也很同情。受审查的人不能吃好菜，只能吃五分一份的菜，抽最次的烟。我就给他买两毛一份的菜，也买好的烟。他经济上有困难，我就借钱给他。运动有什么消息，我也透点信儿。比如运动到什么阶段了，搞什么活动了。我让他也有点儿准备。他曾告诉我，说他讲过违心的话。我劝他说，违心的话不要讲，没有的事就不要讲。事情是怎样就怎样讲。否则越来越复杂，对人对己都不利。一次，他爱人来河南探亲。工军宣队坚决不让他们见面。我就去跟军宣队说，他爱人探亲一次不容易，他们是夫妻，还带了一个孩子，团聚一下也是可以的。何况他犯的错误也没有定性，不让见就太不近人情了。军宣队对我还算信任，后来让他们到明港租了一间房，团聚了一周。为这事，当时倒有人说我右倾。但军宣队觉得我这人就是这样，不信右倾之说。我确实总是这个态度，办了不少学习班，没有跟谁结过怨。
现在来看，“５·１６”是否定了。“五·七干校”也否定了，因为这些都是“文革”产物。说实话，搞来搞去，我对“５·１６”是持怀疑态度的。我想，反中央“文革”、反周总理，成立一个“５·１６”组织，搞这么大的阴谋，最多只能是核心人物明臼，下边不可能有这么些人知道。又是填表，又是宣誓，像入党人团似的。我不相信这种东西。可是，也只敢跟个别同志在下面窃窃私语。有时大会发言，我也采取了回避的办法。全连大会，我从不写发言稿，总让别人写，我上台读这么一份东西就是了。如果我写，那就违心了。我没写过一次发言材料。实际上清来清去，后来就清不下去了。弄了不少材料，五花八门，怎么对都对不上。光是填表就不统一。表是什么格式，有没有照片，全对不上。有的说没照片，有的说没有表。清查“５·１６”运动整了很多人。
“五·七干校“对知识分子的身心是严重摧残。从我自己的心态，从整个知识分子的心态来讲，是背着“知识无用”的枷锁下到干校的。不仅成了无用之人，有知识反而是罪过。这是精神上的极大摧残。从生活到业务，把你放到上不沾天，下不接地的那一层，几十年的知识积累统统无用，这本身是对知识分子的极大打击。这是整体的。从个别来讲，我认为可分三种人。
第一，逆来顺受，老实劳动，什么都不想。这是少数。
第二，怀疑派。认为这一套不对，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错误的，有抵触情绪，但不敢反抗。有时跟知心朋友也谈谈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况。相信知识会有用，“文革”会结束。这种人比较多。
第三，坚决反对左的那一套，坚决抗争。这种人也是极少数。中间派就是对现实不满，也确实有软弱性。知识分子的心态比较复杂。但不论是哪一种人，总是处于苦闷之中。在干校有生病死的，也有自杀的。
我也比较苦闷，对当时的情况极为不满，也议论四人帮。跟三四好友，议论江青的事，说说她在上海十里洋场的生活经历。虽然很无聊，但起码发泄了一种不满。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之前，我们已经从干校撤到明港军区了。那时就集中搞运动，学习文件，据说这是上边的策略。要一步步往回调了，最终是撤回北京。“９·１３”之后，大家突然迈出军营，去散步、钓鱼、摸虾、逛明港、跑武汉，吃狗肉，吃甲鱼。一夜之间每人都有了一个煤油炉子，一个小铝锅，人人都弄吃的，无一例外。虽然不让看书，但也有早上起来读外文的。我有时跑到山坡上偷偷去看书。也有的钓鱼拿着一个口袋，里面放着书。名义上是钓鱼，其实是要找一个地方看书，到晚上回来。一条鱼都没钓着！我后期主要看的是历史书。如《三国志》、《晋书》、《魏书》，搞我这一段历史的，怕的是把知识忘掉了。知识分子不读书，觉得是荒废，太可惜。写书，搞科研，必须积累；搜集资料，还必须有时间。因此，时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比生命还可贵。我们总想着社会还需要我们，人类社会发展，不可能不要文化，并非像“四人帮”说的那样。所以很多时候，是潜意识里这样想。或者从本能讲，就是放不下书。但在明港时，还有关起来的人，他们没有这种自由。
１９７１年春节我回北京探亲。爱人从天津带了两个孩子来。大孩子６岁多，该上学了。明港虽然有学校，但是离军营太远。爱人在天津教中学，经常带学生又学工，又学农，还带着一个小女儿，根本照顾不过来。那个春节，我们一家四口在招待所住了半个月。我们夫妻整天谈的就是孩子上学的问题。最后决定把大孩子送回四川南充老家上小学。我给哥哥拍了电报。是我妹夫专程到北京把大孩子接走的。爱人带着一岁多的小女儿回到天津，我这才回到明港。一家人分为三地。
１９７２年夏天，郭老主持的《中国通史稿》要重新搞，先回所十多个人。那时历史所大约２４０人左右。后来，总理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大意为社科院全部从干校迁回北京，原有机构都予以恢复。大家听了这个传达，非常高兴。我当时的喜悦心情难以形容，好像从禁锯中解脱出来，重新看见了光明，觉得国家还需要我们，还可以搞科研。我想，历代社会，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现在，都有社会分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对于知识的继承、研究、发展，用此为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反正那时海阔天空什么都聊。
我们搞历史研究的，回过头来看，看到“文革”中“五·七干校”的一段，是历史长河中的逆流，也是历史的反动。马克思说过，生产和生产力的总和，推进历史的发展。生产力的代表是科技和人以及人的知识。知识本身就是生产力。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从某种角度讲，社会科学有时更重要。杜会发展需要一种战略，一种预测发展的规划，这些重大的决策就是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比如，一、人口问题就是社会科学。马寅初先生１９５５年就提出控制入口，结果被批为反动权威。如果中国人口不是恶性膨胀数亿，什么问题都好办得多，而现在它必然要拖后腿。二、市场经济的概念。这个概念在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经济学界就提出来了。他们提出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同步的概念，认为不能统得那么死。结果如何呢？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政治经济大破坏。三、还有在经济建设中管理的概念也很重要，这也属杜会科学范畴。社会科学不能轻视。科学知识是人类实践的总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总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缺一不可。
我认为“五·七干校”批学术权威，搞知识无用，还搞无效劳动，搞军事性管制，都是四人帮实行“愚民政治”的需要。他们倒行逆施，害怕知识分子，也害怕人民，必然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五·七干校”是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历史的沉痛教训不能忘记，我相信，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事件绝不会重演。
□ 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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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
揭发父亲刘少奇的大字报
·刘 涛·
毛主席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在战斗的六六年即将过去的时刻，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来到了清华园，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带来了六七年的战斗任务：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我们的行动。
前几天，我作了一个初步的检查，同学们一方面热情地鼓励我，另一方面严肃地向我指出，绝不能舍后妈、保亲爹。江青同志跟我谈话时也指出，必须和家庭划清界线，真正跟毛主席干革命。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并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我逐步认识到，尽管在揭发刘少奇的问题上有一定客观上的困难，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对刘少奇的本质认不清，对他存有幻想，立场还没有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这样是不行的。我决心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辜负江青同志的希望，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与自己的反动老子彻底决裂，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六七年元旦，我和弟弟刘允真一起去看我们的亲生母亲——王前同志，她揭发了刘少奇不少问题，现在我们把它整理公布出来，让这些肮脏的东西见见太阳，大家一起来批判它。
毛主席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刘少奇在政治上一贯反毛泽东思想，搞他自己资产阶级的一套，用来对抗毛主席，表现出他最大的政治野心。
刘少奇对我们说，“七大”以前没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就拼命树，“七大”以后，觉得不提，大家也知道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不，他是在扯谎，是在诡辩、抵赖。
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讲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去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林彪同志在六○年就号召全军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不号召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立场，却要我们按孔子、墨子封建的唯心论的修养方式来修行。我们要问：“刘少奇你居心何在？！”
一九四二年，刘少奇作为党中央、毛主席的代表，检查山东、太行山、晋西北等地的工作。一路之上就只讲他自己的什么“党内斗争”啦，什么“战略策略”啦，什么“建立根据地”啦，全是他自己的一套。遵义会议后，全党确定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刘在这个时候，还只是突出个人，可就是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妈妈文化程度低，她就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既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也可以学文化。可刘少奇却要她去背什么曹禺的剧本，《老残游记》！由此可见，刘对毛主席的著作无视到何种地步！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刘少奇一方面从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脱离群众，闭门造车，坐在屋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另一方面，在延安工作时，尽管他去主席那儿只有两分钟的路，但他也不是经常请示主席，对主席并不是忠心耿耿。联想到他在解放后，尤其是近几年对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真使人气愤到极点！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利用毛主席的修养，借用党中央、毛主席的威信，到处树立他个人的权威，欺骗党和人民。他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他是人民的罪人！
他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有个人野心。
一九四一年，在华东党校第一期，他讲授他的“战略和策略”时说到：“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刘克思！”他自夸地说：“领袖来自于群众。在安源时，抛头露面的是李立三，埋头苦干的可就是我……”这些话暴露了他个人野心有多大。事隔十八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刘批判彭德怀时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这句话说的是多么坦白露骨。告诉你，刘少奇，你想要篡党，那是白日作梦，你的野心是永远不会得逞的。因为我们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的教导：“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刘少奇在很多言行上也是对抗毛主席指示的。
毛主席在他的第一篇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而在七大刘少奇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这直接违背毛主席指示。他这个看法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际上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半无产阶级——贫农。毛主席早就指出过，农民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最后因讨论时大家不同意，才没有写上。然而在５１年他在组织工作会议后的一个文件上又提出这个看法，用来对抗毛主席，把群众、同志们的批评置之脑后，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一套，而且在解放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就更加错误。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的革命才能成功。刘少奇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何在？说明他是顽固透顶了。
一九四七年土改时，刘大搞“搬石头”，“一脚踢开旧干部”，分配土地时，“绝对平均”，这是违背毛主席政策思想的，就是搞的形“左”实右。此事过了十几年，他并不吸取教训，一九六四年，农村四清时，又是形“左”实右。联想起来不是令人深省吗？这两次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纠正了。由此看来，刘少奇民主革命的关也没过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正在关键时刻，要不是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端正了航向，那我们中国就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将要亡党亡国的呀！
从刘少奇以往对毛泽东思思的态度，以及他一贯的表现不难看出，刘少奇制定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非偶然，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长期以来就违背和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刘少奇在政治上是这样地对抗毛主席，在组织上也是如此，搞他的独立王国，用干部是“任人唯亲”的路线。
他对军队干部看不起。认为军队干部只要听党的干部的，受党的干部支配就行了。因此他对军队干部就十分疏远，而对白区和他共同工作的干部就分外亲，非常听信于他们搞宗派。从刘少奇到中央后，一直管组织工作，可是他提拔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彭真、饶漱石、薄一波、安子文、林枫等都是他提拔的，而这些人都出了问题，可有哪一个不是毛主席首先提出问题，而是刘少奇揭发出来的呢？（联想到当今，我们看刘少奇除了走这“唯亲信”的路线外，还走“老婆路线”，“女儿路线”。王光美这几年青云直上，一个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竟然由刘少奇本人亲自到处宣传；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由王光美在清华“蹲点”，又搞了个“反蒯”——学生斗学生的经验。我妹妹曾说（也可能是她自夸），刘很信她的话，她觉得第一个工作组不好，刘就给撤了；她认为第二个工作组有问题，但基本上还是革命的，于是就给留下了。）
在刘的眼里，只要是他认为好的人，此人就不会有缺点，就可以得到重用；可若是他认为不好的人，此人一辈子就别打算翻身。他根本不是发展地、辩证地看人，他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这样形而上学，主观片面。
毛主席说：“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照顾他们的困难。”而他对干部漠不关心，对干部的困难不闻不问。毛主席批评这种人：“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谁给刘少奇拍马屁，此人大有希望，若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会大祸临头。谁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中央，老子天下笫一。（联想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不难理解他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他的逻辑。）１９４１年，在华东党校的两位同志（柳×，顾××）因给他提意见，他竟把人家打成托派。可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的“论党内斗争”也就是在这时写的。本来有柳×等人的这一段，后来又删了。他的“论党内斗争”纯粹是为了发泄私愤，是他受王明打击后带着个人情绪写的。
在他的实际行动中，尤其是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反动的。凡是对他或他那条反动路线表示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者，不问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扣上“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等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达到提高领导或执行错误路线的威信，实现其要求并去吓唬人，这与毛主席正确的党内斗争是直接相违背的。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直接相对抗的。
刘少奇错误的组织路线，与他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离不开的，是与他丑恶的灵魂离不开的，而决不是象他在检查中所讲的，仅是由于世界观的认识论不是马列主义的。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认为，人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刘少奇的人生哲学都是活命哲学，叛徒哲学。
１９３６年，他指示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胡踢奎等人用写自首书的方式向人民的敌人投降，这样能出狱，以后还能“继续为党工作”。为了能使这一叛徒哲学合法化，他在七大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时甚至要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人也可以恢复党籍，也可以做中央委员。后来康生等同志坚决反对，才没有写上去。他的这套哲学与赫鲁晓夫有何区别，实际上就是认为“好死不如赖活”。在他的眼里，那些在敌人的屠刀下宁死不屈的英雄先烈们大概是“傻子”，而向敌人卑躬曲膝，投降自首才是“聪明人”，这套叛徒哲学并非偶然，这是与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分不开的。
刘的这套哲学，使他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很不好受，因此，战争一残酷，他就溜之大吉。１９４０年，我军打下了盐城、阜宁等地，消灭了韩德勤顽固派，解放了一些大县城后，他就轻敌了，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残酷的。他自己住在城里，大办党校、鲁艺、抗大、中学等。违背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结果１９４１年敌人来轰炸，学校散了一大半，人也死了好多，城市最后也丢了。损失不小。日本人由七路进攻增加到九路。在他逃命哲学的指导下，他弃下军队，赶快跑到安徽，留下陈毅同志在苏北指挥作战。在他这套活命哲学的指导下，他能无限忠于党和人民，无限忠于毛主席吗？他能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吗？他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试想在中美之战中他能挺住吗？这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原来，我们一直认为刘只是一个“高级”个人主义者，因为他是要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呀！可事实上，资产阶级只能是唯利是图，在他灵魂深处只能是低级趣味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无道德的。
现在让我们来揭穿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画皮。
刘少奇无耻到极点，竟然贪污！他把白区工作党的事业经费（包括党员的党费和党的外围组织的捐款）打成一个金皮带圈和一个金鞋拔子。同志们，大家可以想想，他仅仅是贪污了经费吗？不，他是吞食了党和人民的血汗！后来离婚时，刘又把这个金皮带圈送给了妈妈，可他又反咬一口，背地里对邓颖超和康克清同志说是我妈妈偷的，来陷害妈妈。这件事妈妈当时还是为了党的利益忍受了二十年，直到这次我们去看她，才和我们说的。这个金皮带圈我们要上交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他贪污的见证。刘少奇，把你贪污的金鞋拔子交出来！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刘少奇确实就象毛主席指的这种人，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刘处处为自己打算，自私自利到极点，但在同志们面前却又装作很廉洁。刘少奇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他曾对我母亲谈过：“你看人家刘英（洛甫的老婆）多聪明，穿的不好，吃的可好呐！吃在肚里谁也不见，穿在外边大家不都看见了吗。”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刘少奇的小算盘打的有多精。还有一次给战士缝衣服，妈妈让阿姨去了，自己带孩子。刘知道了就指责妈妈说：“你真愚蠢，在家带孩子多累，去缝衣服又轻快，又是群众场合，大家都能看到……。”这就是他那个“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商人哲学的典型表现。他现在对我们也是进行的这种修正主义教育，他说：你们不要怕吃小亏。长征时，你只要下个决心和别人同甘共苦，大家也不会亏待你，不但饿不着，还有马骑。他让我们去上半工（农）半读的学校，半工半读（也是他提的那套半工半读）培养出来的是第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将来就大有发展前途……。原来我对他的这套商人哲学并无认识，后来对照了毛主席著作，才看出这是有本质的区别，毛主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刘少奇却要我们多吃小亏，占大便宜，归根到底还是为个人。１９４１年在前线时，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别人吃的是玉米渣，刘每天可要吃一只老母鸡，让副官到处给他买活鸡、活鱼，还要吃桔子。象他这样的人，不和群众同甘苦，他到底干的是什么革命呀！
刘少奇极端的个人主义严重地体现在他对妻子的态度上。他对妈妈极不人道。他为了娶妈妈，竟然欺骗妈妈，隐瞒自己的年龄，少说十一岁（当时他是四十三岁，说是三十二岁），而我妈妈当时还只有十六岁。妈妈一直到四五年才知道刘少奇比她大二十六、七岁。他就是这样卑鄙，无道德到极点。这是他极端个人主义的大暴露。他对妻子，不是看成革命同志，根本看不起，骂她是“小党员”。对她政治上毫不关心，他不让妈妈看报、读政治书，说“毛主席著作又不是文化书，是政治书，你看不懂。”却只要她伺侯。还说伺侯好他就是为党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别人就不会有意见了。他认为别人伺候他那是理所应当。
更加残忍的是，妈妈与他离婚后，堂堂的国家主席竟然不顾党纪国法，就是不许她和我们见面。１９４７年底，妈妈写信给刘，说非常想见我们，刘却恶狠狠地回信道：“等孩子死了，你再见吧！”１９５５年，她写信给我，想通信，刘一句一句地教我给她回信，大骂了一通。妈妈经过组织关系，说想见见我们，他不仅不让见，还亲笔写信给妈妈工作的地方，说她如何如何不好，造成妈妈所在单位的组织给她施加压力。平时他也对我们说妈妈如何如何坏，目的就是让我们对亲生的母亲没好印象，不去见她。要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这一辈子也别想见到妈妈了。他为什么对妈妈这样狠毒，恨不得把她置于死地而后快？就是因为他有把柄在妈妈手中，怕她揭发。
充当刘少奇政治帮凶的王光美是个什么东西呢？据说在辅仁上学时她和那些上层人物、神父等打得火热（她出国访问时，又把她年轻时的一套搬出来了，简直令人作呕，给我们国家，给我们党和人民丢尽了脸！）４６年，北京国共谈判执行小组撤退时（王光美是英文翻译），她是去美国留学，还是去延安都没有定，两条道路还没选定，后来叶剑英同志给她作了工作后她才去延安。现在看来，她去延安，也是有她的个人野心的。但就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却得到了刘某人的宠爱，这难道是奇遇吗？不，这是臭味相投！
今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揪了出来，挖掉了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真是大快人心！
刘少奇确实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从来都是无视毛主席，无视毛泽东思想，搞自己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套。毛主席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刘少奇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他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他灵魂深处，是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王国，是那样卑鄙、肮脏。
毛主席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埋葬。
刘少奇，我们正告你，必须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若还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敢认错误，不回到毛主席这边来，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是刘少奇的子女，今天我们从妈妈揭发的事实中更加看清了刘的本质，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彻底造反动老子的反，与他划清界线，真正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１９６７·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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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
“文革”中的刘少奇
·刘亭亭·
§八
斗争会（指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中举行的针对刘少奇的斗争会—编注）结束后，爸爸被押回办公室。他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爸爸拿出《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爸爸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人民的神圣权利，为捍卫神圣的宪法作最后的斗争。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爸爸的抗议没有得到任何回答。８月７日，爸爸给毛主席写信。他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向毛主席提出辞职，并向毛主席写明：“我已失去自由。”
经过这场非人的摧残，爸爸的腰伸不直了，打伤的右腿一瘸一拐地拖着，只能双手扶着走廊的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为了不使我们难过，一见到我们老远在望着他，他就放开双手，强伸起腰，那豆大的汗珠往下淌，爸爸每淌一滴汗我们心上就淌一滴血啊！
妈妈仍关在后院，头破了，还被强迫劳动搬砖。一位站岗的哨兵看到妈妈背一大筐砖很吃力，就大声“训斥”说：“你不会一次少背几块嘛！”语气是凶狠的，却包含着极大的同情。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个哨兵立即被调走，复员回乡了。
尽管看到爸爸、妈妈惨遭折磨，心如刀绞，我们还是要站在走廊上隔窗远望着。能看见爸爸、妈妈，毕竟是心灵上的一种慰藉啊。可是，林彪、江青一伙连这一点也不允许，他们竟采取了更恶毒、凶狠的手段。
那是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上午１０点，突然通知我们立即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我们要求能在假日回家，回答说：“不行，你们给刘少奇、王光美通过风，报过信，必须好好检查罪行！”我们要求最后看一眼爸爸、妈妈，也被无理拒绝了。怎么办？我们就暗中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样就能再见到爸爸一面了。我们一会儿说要找衣服，一会儿要找书，慢慢悠悠，来回磨蹭，尽量拖延时间。他们可能发觉了我们的用意，就把东西扔进卡车，硬是不准我们见最后一面。就这样，我们被赶出了中南海，赶出了我们的家。谁知，这竟是我们和亲爱的爸爸的永别！
瑟瑟秋风，抽打着我们稚嫩的脸颊；滚滚车轮，碾轧着我们年轻的心。
过了几天，爸爸托警卫员转告我们：“让孩子们与他和妈妈划清界限。”这句话使我们难受极了，也使我们想起年初爸爸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我欢迎你们严厉的批判，也允许你们跟我划清界限，但是一定要说真话。你们要相信爸爸、妈妈没有欺骗你们。”那时我们也很激动，我们深信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好人，没有“造反”离家。现在虽然被迫活活拆散，天各一方，但我们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爸爸懂得我们的心。是啊，爸爸是想用“划清界限”来保护我们，鼓励我们在人民中间顽强地活下去，为了将来把这一切告诉人民。我们肩负着爸爸、妈妈的希望和重托，也带着有朝一日能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渴望，一定要活下去，勇敢地闯出一条路……
§九
１９７２年，听说可以探望彭真叔叔了，我们心里也燃起了希望之火，仿佛隔着铁窗看到了自己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用长满茧子的手给毛主席写信。８月１６日，中央专案组来人向我们传达毛主席批示，说：“可以见见妈妈。”我们一再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他们不敢说，就走了。
第二天，他们才又来传达毛主席批示的头一句：“父亲已死。”口头通知我们，爸爸已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晨６时，因肺炎死于开封，他的骨灰由组织上保存，不能给我们。并且不让我们对外人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
听到爸爸不幸去世的消息，我们的心被撕碎了。多少年来，我们找爸爸，怀着一线希望拼命找，没料到爸爸已死去三年了。我们没有眼泪。我们齐声追问：“为什么死于开封？为什么死于肺炎？什么人去抢救的？爸爸为什么走的？当时是否已经病了？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专案组的人瞠目结舌，神色极为慌张，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只能说这些。”就在同一天，专案组把爸爸的死讯通知了狱中的妈妈。
８月１８日，我们第一次去监狱见妈妈。五年了，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盼望这一天，梦中千回地呼喊着。头天晚上，我们激动得一夜没睡。深夜里小小梦游，抱着毛巾被跑出来叫着要见妈妈。可是，真见到妈妈的时候，她竟不认得，不喊叫，木呆着。我们也都惊呆了：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我们一下想起在“九大”之后，林彪判了妈妈死刑，“立即执行”。毛主席在“判决书”上批示：刀下留人。多亏毛主席一句话，妈妈才活下来。妈妈仔细端详着我们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半晌才说一句话：“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是啊，谁能想到我们会活下来呢，可活下来又是多么不容易呀！我们不愿讲８０岁的外婆怎样惨死在狱中，也不敢提及爸爸早已离开人间，我们不忍提及我们每个人活下来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尽讲好话来安慰妈妈，讲林彪一家摔死的喜讯来鼓励妈妈，讲我们如何在人民的抚育下长大成人，让妈妈放心……五年的离别之情啊，像滔滔江河奔流不尽，身旁的看守、专案人员的怒目相视，也无法斩断这股情流。过去的一切爱、恨、恩、仇都融化在岁月的巨变之中，埋在心底里，今天才从母女们相视的目光中迸发出来。分别的时候又到了，看守们强拉着妈妈回去，我们哭喊着：“妈妈呀，可怜的妈妈呀！”妈妈回过头来，满面泪水，隔着窗户，向我们点着头……
回到我们的小窝，我们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索性敞开感情的闸门，任这些年积郁在心头的悲愤喷泻出来，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爸爸呀，您死得太惨了！……”
自有监视我们的人把这一切向上打了小报告，无非是说刘少奇的儿女们哭监，大闹宿舍。我们不怕！就是要让“四人帮”知道我们人还在，要斗争，我们要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从这天起，我们就为新的使命而斗争：我要弄清爸爸的死情，爸爸是为党受屈、为人民而死的，他是人民的儿子，他的骨灰也属于人民，我们决不能让爸爸圣洁的骨灰落到“四人帮”的魔掌里。爸爸呀，我们就是拼掉性命，也要找到您的骨灰，夺回您的骨灰！
多少年来我们访踪追影，到处打听。我们找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但他们在爸爸去世时也都撤走了；我们托多少人到开封打听，甚至找到他最后被关押的地方，但也是人去室空。多少年，我们忍耐、等待，小心而又热切地找寻。一直到１９７６年，听说八宝山一室里有一个无名骨灰盒，我们想一定是爸爸的，便千方百计地混进去找。当我们看到那个万恶的“迫害狂”———康生的骨灰盒还摆在中央，仇恨之火呼地燃满胸膛。我们揭下盖在上面的党旗，见盒上早已满是唾沫和烧的烟痕，愤怒的人们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头之恨呀！我们找到了那无名的骨灰盒，不管是不是爸爸的，反正都是被害死的无辜者，作为革命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安慰他的在天之灵。于是，源源认真地擦净骨灰盒，抓了一把骨灰在国庆节前一天撒到了天安门的金水河里，好让我们的爸爸和一切冤屈孤魂，明天能和人民群众一起欢度国庆，看到自己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２７岁生日的盛况。
§十
多少年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我们忍受着时间的煎熬。经过千辛万苦，从许多有关人员那里，从当时的有关记录中，我们把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连在一起，成为一幕幕难忘的画面，清楚地看到了爸爸在最后那些日子里的悲惨遭遇……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就在我们被迫离家后的当天，妈妈也被关进了监狱。起初，爸爸并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偻着身子，手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着，想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又蹭到妈妈曾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到里面的动静。然而，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每次都是失望地蹭回来。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寂静。一天夜里，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再也不许爸爸出门到后院墙根了。接着，几个战士又奉命来搜查爸爸的房间，并要他把皮带解下来。爸爸厉声抗议，话音未落就被按倒在地，强行把皮带抽去。爸爸发火了，气得浑身打颤，半天爬不起来。
当知道妈妈和孩子们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一人之后，爸爸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加上不给足够的安眠药，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这种折磨使爸爸成天神志恍惚，常常陷入沉思而忘掉一切。他的手臂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如今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３０米距离，竟要“走”上５０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动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来吃。工作人员去饭堂打饭，被人骂作“保皇兵”，因此也不肯每餐去打饭，只好打一次，吃几顿。爸爸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长期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身体更虚弱了，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这一切，使得爸爸身体愈来愈坏，经常生病，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一边检查病情还得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有一次，爸爸实在忍受不了，抗议道：“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接着，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一个年近７０岁的老人，怎么经受得起这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爸爸的身体日益恶化，有时神志不清。可是，那些负责监视看守的人却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要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１９６８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为什么故意把爸爸折磨病了以后，又要抢救呢？当时中办的负责人对医护、工作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谁都知道，对像爸爸这样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出生入死的考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共产党员，最大的摧残、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了。会诊医生提出离开监护环境住院治疗，被拒绝了，医生请求摘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以使病人不受刺激也被拒绝了。他们就是要让爸爸活受罪，活受折磨。这以后，爸爸虽然没有瘫痪，却再也无力起身活动，每天在严密的监视中躺在床上。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身大小便。因为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了，他的胳膊和腿由于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紧接着，爸爸由于植物神经紊乱，不能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快要枯竭的生命。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那种难受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爸爸捏在手里，到爸爸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攥成了两个小“葫芦”。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４日，这天早上，爸爸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十二中全会开过整整２４天了，单单在生日这一天让他听到。爸爸气愤已极，浑身颤抖，立刻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２６０／１３０，体温升到４０摄氏度。但他一声没吭，只有那一双干涩的、快要绽裂的眼睛，喷射出怒火……
秋风凄厉，枯木凋零，茕然一身的爸爸，独自承受着这最沉重的打击。
从此以后，爸爸一句话不说了，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了，表示无言的抗议。敬爱的周伯伯动员了北京医院的两个护士来护理爸爸，可是这两位熟练而细心的护士也无能为力啊。突然一天，爸爸叫起过去的卫士小贾的名字。看守把小贾找来，小贾问有什么事，爸爸只朝他微微一笑，小贾又问了一遍，爸爸仍不说话，闭上了眼睛。过了几天，爸爸又同样叫来以前的卫士小于，也是微微一笑，闭上眼睛不说话。这是爸爸向他们作最后告别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身边没有妻子儿女，没有一个亲人，只有这两个在身边工作过几十年的青年卫士。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真诚地热爱爸爸。爸爸熟悉他们，喜欢他们，关心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爸爸常说：“不管是谁的孩子，在我这里，我就要把他们当革命的后代来教育。”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如今，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爸爸向他们告别。
§十一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爸爸送往开封。爸爸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医生护士都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死亡。”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来到爸爸房门口瞧了一眼，亲自叫人通知爸爸转移。护士只好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爸爸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这张报纸拿到另一边，让爸爸看，爸爸又把脸扭了过去，爸爸原卫士老李同志上前对着他的耳朵，心情沉重地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爸爸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晚上７点多钟，爸爸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由专案组的人监护，让护士和原卫士长老李同志陪着，乘飞机飞往开封。林彪在河南的那个死党亲自把爸爸关进一个特别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这正是初寒的天气，爸爸在担架上因为没有穿衣服，一着凉肺炎又复发了，高烧３９摄氏度，呕吐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却声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到１１月５日，爸爸又一次高烧，抢救两天后才降到３７摄氏度。当时在爸爸身边的人都说，他配合治疗。爸爸虽然不说话，但他的神志还清醒，他仍然想活下去，想亲眼看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下场。
就在爸爸退烧的第二天，１１月８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也不准留，连北京带来的药也不留。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看了看，但又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当地负责人员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原卫士长老李叔叔一回北京，就要向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汇报情况。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可是深夜两点，电话铃催醒了老李：“他昨天已经死亡，你必须再赶去。”李叔叔惊得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连忙取了一些衣物匆匆赶往机场。
１３日凌晨，老李叔叔到开封，直奔爸爸的身边。爸爸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颌一片瘀血……
老李叔叔偷偷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给爸爸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１２点，六七个人把爸爸的遗体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腿和脚伸露在车外，拉到了火化场。
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个工人。二十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备。由中办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并冒充死者的儿子刘源签了名。爸爸曾对我们说过：“我活着是个无产者，死的时候也要是个无产者。”可我们怎么也不曾想到，竟“无产”到这个地步：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死时却成了“无业”；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人民，死时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没有哀乐，没有哭声；他为党披肝沥胆，死时却没有鲜花，没有党旗……他死时，只有那一尺长的白发属于自己，还有，还有的就是那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一伙强加在他身上的奇耻大辱。
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透露出来。并举行酒宴，宣布：“我们圆满完成任务。”
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团圆了，四位骨肉先后惨死，六个亲人坐过监狱。在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亿万人民的苦难，是我们祖国的满目疮痍。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爸爸平反，不仅是为爸爸个人，而且是为了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重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爸爸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爸爸呀，亲爱的爸爸，您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出生入死，鞠躬尽瘁，人民并没有忘记您；爸爸呀，您曾为了我们党而抛弃个人的一切；党没有遗弃您；为了您的昭雪，奋力呐喊，不惜一切代价。今天党和人民把那应得的光荣还给您，对于您来说，至高无上的光荣称号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 摘自“刘少奇之女刘亭亭深情述说‘文革’中的刘少奇”，《银潮》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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