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有学者撰文，言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同属一个“文化谱系”，当时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曾撰文写过一篇《法俄革命琐谈》予以商榷（载《书屋》2010年第1期）。法、俄、中三国无论地理环境还是历史沿革都相去甚远，法国位于地中海北的西欧，十七世纪末即步入了现代，成立了“共和国”；俄国横跨欧亚两洲，直到十九世纪末还是个农奴制的“野蛮”国度；中国皇权专制虽说延续了两千多年，但“皇权不下县”，农民是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的。不过，尽管这三个国家从古至今谈不上“同一文化谱系”，却不能不看到三国的文化，又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制度层面看，俄罗斯是最落后的，可以说是一种“封建制”和“奴隶制”的混合体，但他的社会上层却又心仪资本主义的西欧，叶卡捷琳娜大帝本人就是德意志人；而俄罗斯的贵族对法兰西更是情有独钟，从宫廷到整个上流社会无不以讲法语自得，在他们眼里俄语未免有些粗鄙，只有讲法语才显得高贵；即使拿破仑曾率军打到莫斯科的城下，他们对法兰西依旧痴情不改。十月革命后，大批的知识精英流亡国外，“白银时代”的诗人、作家和学者，几乎都聚集在巴黎，在他们的“绿灯沙龙”和“星期日沙龙”里乐不思蜀。细高挑的吉皮乌斯挽着她矮墩墩的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每天下午步行去咖啡馆喝咖啡，几乎成了巴黎街头的一道景观。许多知识精英在融入法国社会之后，也确实为法兰西二十世纪的文化思想，尤其是为德国哲学和现象学进入法国，做出了历史性的不朽贡献；但总体来说，俄罗斯从宫廷到知识界，更多的人仰慕的还是法兰西舒适优雅的生活方式，而对其自启蒙运动之后的思想观念，对“蓝白红”这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观，则缺乏认真的吸纳和深入的思考。
“自由”是人有生以来的第一要素，但自由是有边界的，那就是不可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则自由就会沦为放纵。法国人的浪漫与激情是世界闻名的，他们的感性往往多于理性，即使像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其理性就明显逊于英国的洛克、休谟和亚当·斯密，尤其是卢梭，比较感情用事。这也就难怪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时，并未造成多大的伤亡，可随后死于断头台上的人，三年间竟多达六万计，连大革命的三巨头都一一被“黑寡妇”斩首，马拉也被杀死在家中的浴缸里——“大革命”已完全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其血腥与恐怖，令人难以想象。“街垒”似乎成了法国革命的象征物，从1789一直沿续到1968，也许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雨果在他的著名小说《九三年》中疾呼“最高的革命原则之上，还有更高的人道主义”，但满怀激情的法国人，二百多年来始终匮乏理性。这一点在萨特身上似乎体现得最清楚，作为哲学家的萨特，当他在书房里深入地思考社会与人生时，可以理性地成就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但一来到大街上、咖啡馆里，他几乎就丧失了思辨的能力，随同甚至助长那些激进主义的情绪。比如，对1972年巴解组织袭击慕尼黑奥运场馆，绑架和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的恐怖事件，他居然予以支持和声援。对比一下当今的哈以冲突，欧美各国竟有那么多民众，尤其是女性，纷纷上街抗议以色列的自卫反击，而对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和绑架、屠杀妇女儿童却不闻不问，岂非咄咄怪事？自滥觞于二战前的绥靖政策始，近百年来，“白左”之所以越来越壮大、越来越猖獗，看来不是没有缘由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后，最先接触的是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1949年之前，中国知识精英的目光大多投向了英美，以及距离最近的日本，三十年间大批的留学生都选择了英美两国；或者说，奉行自由主义的大多去了英美，而较为激进的左翼大多去了法俄——这一思想倾向的分野，大致是比较明显的，之后各自的道路也似乎泾渭分明：前者比较理性，头脑就比较清醒，后者则比较感性，头脑也就容易发热。1949年之后，可能是受俄罗斯人“法兰西情结”的影响吧，再加上法国又是第一个建交的西方国家，于是中国大陆对法兰西的情感也迅速升温。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的教育教学基本上是照搬苏联，许多教科书都是使用苏联的，直接翻译或者编译过来。比如，中学的《世界近代现代史》，使用的就是苏联教材，其中“法国大革命”占的篇幅最多，远远超过了英美两国革命史的总和。一味赞扬法国大革命，而对其中的暴力和血腥却缺乏应有的批判。就翻译界而言，苏俄文学自不必说，其次恐怕就是法国文学了，对英美文学的译介则相对少得多。国人向来就感性大于理性，逻辑思维自古阙如，情绪很容易被激发和煽动。这种情绪往往又是互动的，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颇受中国1966年“八月风暴”的影响；而法国“五月风暴”前后，世界各国激进组织的纷纷兴起，或卷土重来，日本的“赤军”、德国的“红军”、意大利的“红色旅”以及“巴解”、爱尔兰共和军等等，都一度甚嚣尘上，大有席卷全球之势，——这些都足以说明“左”的土壤有多么丰厚。
俄罗斯和法兰西的文学与艺术，确实滋养了两三代的中国知识人，对诗文有着钟爱传统的中国文人，也最易于接受法俄文学。就我这一代读书人，年轻时的文学阅读，外国文学中法俄文学占了至少六七成，所受的熏陶颇深，感性、激情、乃至狂热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好在法兰西毕竟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著称，并以此赢得世人的尊重，所以他们对一些激进极端的行为尚能适时地予以遏制；而自列宁凭借暴力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随着马克思学说的意识形态化和人类第一个“集中营（劳改营）”的修建，1918年，极权主义便正式诞生了，并赢得许多极左人士的青睐。自由和民主逐渐被打上“虚伪”的标签，而那些动人的口号和狂热的情绪，似乎更容易令人激动，乃至失控。昔日的“街垒”早已容不下他们的愤怒，“广场”便成为蓄积处宣泄口。国会以及市政厅门前的广场，原本是民众“议政”的场所，现在却成了示威和抗议的战地，进而以“广场”为中心向外辐射，“打、砸、抢”成了一种惯性。而与其对立的另一面，却往往又把“宽容”乃至“人道主义”当作了忍受和纵容的借口——“人道主义”原本是关怀人性捍卫正义的，什么时候竟成了正义惩罚邪恶的掣肘？！有些政客为了“权力”，为了“竞选”，也不惜以此类所谓的“政治正确”来博取选民的拥护；于是“绥靖政策”不仅延续了八十多年，还颇有愈演愈烈之势，文明与野蛮的抗争也被亨廷顿美化成了“文明之间的冲突”——邪恶步步紧逼，正义节节退让，原本泾渭分明的是非善恶，不知不觉就被搅成一潭浑水！
通观世界现代史，无论哪个民族，人性似乎天然偏左，或者说“左”的言论和行为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似乎也不奇怪，人是感情的动物，无论接触外界还是反观自身，首先是通过直觉，出于感性。俄罗斯人景仰法兰西，当年就是出于直觉和感性，艳羡的是法兰西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喜爱的是法国文学的浪漫与激情，忽略了法国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也就谈不上充分地吸纳了。而对于以文学为正宗传承，且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理性从来都是匮乏的——以明清以降一直被推崇的王阳明的“心学”为例，人的思想难道源自“心”吗？人究竟是用“心”还是用“脑”来思考，如果连这都没搞清楚，还谈什么理性、逻辑和哲学？逻辑学是哲学的基础，中国自古就没有逻辑学，有的只是“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类的狡辩，似是而非，却仿佛怎么说怎么有理，久而久之，民众也就习惯了任人愚弄。我们说中国没有哲学，并非诋毁中华文化，而是希望泱泱大国尽快补上这一课。只有当我们既具有强烈的感性，又具有清醒的理性，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行不悖时，我们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才可能得到不断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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