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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居住的社区以白人为主，散步时极少遇到亚裔。搬来不久，我遇到了纳蒂亚和JC。
JC圆脸，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纳蒂亚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眉弯眼长，一眼就能看出她年轻时肯定是个美女。从容貌上，我推测他们来自中东地区。攀谈后，才知道他们来自伊朗。
每次散步相遇，我们总会站在路边聊一会儿，时间一般都比遇到白人邻居长一点，话题也多一些。
2023年春的一天，又遇到纳蒂亚夫妇。聊起我们刚结束的以色列之行，聊起海法的巴哈伊花园。我说：“那个空中花园真美，猜想已经毁掉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也不过如此吧？可惜非巴哈伊教徒不能进入那座希腊式的大殿。”
纳蒂亚说：“我们曾在那里做过九天的灵修。”
我这才知道，他们是巴哈伊信徒，而非穆斯林。
【以色列海法的巴哈伊花园】
巴哈伊教（Bahá’í Faith）起源于19世纪的波斯，信奉唯一的神，认为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佛陀等都是神在不同时代的显现者，而巴哈欧拉则是这一时代的显现者。相比世界上几大古老宗教，这个晚近发展起来的宗教明确主张男女平等，特别强调女性教育，也强调科学与宗教的和谐、世界和平、道德自律和社会服务。
每次在社区碰到纳蒂亚，我们都会邀请对方来家里作客。因种种不便，但一直拖到2026年新年，他们才来我家喝茶。
纳蒂亚去年摔伤手腕，好久行动不便。看到高脚托盘上放着波斯蛋糕，橘色的蛋糕上撒着点点紫色花瓣，我知道她的伤已痊愈。
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很自然地谈起在故国的经历。JC多少了解一些现代中国历史，但听到粮票、户口、文革十年以及学校长期停课这些事，仍然吃惊。他们感叹，中国当年的社会管控比他们所经历的伊朗神权制度还要严厉。
说起怎样来到美国，我答我们都是1980年代从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学完就留下了。纳蒂亚说她们是伊朗革命后来到美国。我告诉她，十多年前在澳大利亚的艾尔斯岩（Ayers Rock），我遇到过一个在斯坦福大学行医的伊朗人，如果没遇到他，我的严重脱水很可能酿成生命危险了。那位医生也是伊朗革命后到美国。除此之外，我对伊朗的了解主要来自书籍：《我在伊朗长大》（Persepolis）、《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等。
我知道革命后有不少伊朗人来到美国，许多人聚集在南加州的贝弗利山、西木、圣莫妮卡一带。西木一带甚至有“小波斯”之称，洛杉矶庞大的伊朗裔社区也得了一个“Tehrangeles”的绰号——Tehran与Los Angeles的拼合词。我印象中，那里的房子动辄几百万，独栋的楼宇常见露台，露台上有颇具波斯风格的顶。因巴列维国王的亲属也住在美国，不免让人猜测小波斯的居民来美时也绝非一贫如洗。
纳蒂亚年已七十，但脸上并没有多少沧桑。她的房子位于社区最好的地段，石砌的门廊上摆着四季鲜花。屋后，泳池之外，就见大湖与森林。通过这些观察，我想当然地以为，纳蒂亚和那些南加州的伊朗移民差不多：在故国生活优裕，移民美国的过程也平顺。
直到那天，纳蒂亚说：“我们是逃出来的！”
我大吃一惊，等着她说下去。
“1979年霍梅尼当政后，开始迫害巴哈伊教徒。后来有200多名巴哈伊教徒被杀害。JC大学学机械，大学毕业后又在公司工作，这样的人也属于清洗对象。”
伊朗的巴哈伊社区长期是世界上最大的巴哈伊社群之一，也一直是受到迫害最严重的宗教群体之一。伊斯兰共和国不承认巴哈伊教为合法宗教。革命后，许多巴哈伊教徒遭逮捕、处决，财产被没收，墓地和宗教场所遭破坏；在教育、就业等方面也受到长期限制。
纳蒂亚说：“1982年夏天，我们决定逃走。我们拿不到护照，不能合法出境，只能偷渡。通过关系，我们找到一个中间人，先给了他一部分钱。”
1982年夏天，我正好大学毕业。作为文革十年后第二届大学毕业生，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彼时的中国刚刚对外打开了一扇窗，对伊朗革命没有什么印象。
纳蒂亚的话打断了我的回忆：“那时我女儿出生才十五天，儿子七岁。我们还带上十五岁的侄女，因为她留在伊朗也没有什么前途。
“我们一行五个人坐上一辆卡车。我和侄女坐在司机旁边，我抱着婴儿；JC和儿子坐在后面的车厢里。我们趁着黑夜离开德黑兰，向东南走。”
我打断纳蒂亚，打开谷歌地图。
“我不了解伊朗地理，你指给我看。”
她指着地图说：
“我们计划逃到巴基斯坦，寻求联合国保护。离开德黑兰以后继续向东南，经过克尔曼（Kerman），绕过扎黑丹（Zahedan）。扎黑丹已经在边境省锡斯坦—俾路支斯坦了。再越过边境，就是巴基斯坦。
“我们穿着德黑兰人的衣服。每次经过有人烟的地方，司机就让我们低下头，免得被人看见。”
一个夜晚，前方突然出现了一辆车。
“大开的车灯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那辆车停在路上，车上的人下来，端着枪拦住去路。他们让我们下车。
“我们的司机开始放慢速度，又摇下车窗，看起来像是准备停车接受检查。
“我特别害怕。一旦被查出来，送回德黑兰，我们可能就活不了了。
“就在车子快靠近时，我们的车突然加速，冲下路基，疯狂地往前开。前方漆黑一片，后面响起了枪声。我听见子弹打在车身上。
“我们的司机也很害怕，路又不好走，车子东倒西歪地飞奔，好几次都差点翻掉。
“开了一阵，司机让我看看后面有没有车追过来。我回头看到一片尘土。司机说他们也许关掉了大灯，所以他还是拼命往前开去。
“又开了一阵，后面仍然什么都没有。黑暗中一片寂静。
“这时候我才突然想起，JC和儿子还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我使劲敲后窗，没有回应。侄女也敲，还是没有声音。我让司机停车，他不肯。又开了很久，他才终于停下来。”
“停车以后，我爬上去一看，JC和儿子蜷缩在车厢的一个角落。他用自己的身体把儿子整个包住。”
“车子声音太大，我听不见。”JC在旁边插话。
“后来呢？”我问。
“那个司机是普什图人。天亮后，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普什图村庄。进屋后，他拿来当地人的衣服让我们换上，又给了一点饼和水。
“那个村庄非常穷，只有几间土屋，一口井，周围全是荒野，特别热。”
我问：“你那个十五天大的女儿怎么样？”
“她很乖。那天夜里没有哭，一直睡。我们非常幸运。”
“你当时还喂奶吗？”
“没有。我太紧张，又受了惊吓，奶不行了，只好给她喂糖水。”
JC插话说，当地普什图人大多是逊尼派，与伊朗占主导地位的什叶派不同。边境地区长期存在自己的部族网络，熟悉当地道路和边防巡逻情况，带他们越境的人也都是普什图人。
纳蒂亚接着说：
“第二天早晨，普什图人让我们继续等。终于动身后，走到一块麦田，那之前除了黄土，全不见绿色。那里刚刚收过麦子，麦秸堆在田里。司机让我们躲到麦秸堆后面，然后他就走了。”
“我们一直等，可他就是不见踪影。我们听说过有些逃亡的人被扔在半路上，自生自灭。我们越等越害怕。大家都饿了，只好捡生麦粒吃。我女儿饿得大哭。终于等来一个人，他一见我们就说：‘不能让孩子哭，会引起别人注意。’这一次来了几辆摩托车。我和侄女分别上一辆，JC上另一辆，抱着女儿，儿子坐在他前面。”
我问：“你们用什么语言和那些人交流？”
“干这一行的人很多会说波斯语，也会说一点乌尔都语。他们长期在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活动，知道边防巡逻队和军警什么时候出现。”
她继续说：
“上摩托车以后，驾驶的人让我抓紧。我前面有一个口袋，我一抓，里面撒出来一些白色粉末。我说：‘你的盐撒了。’ 他不回应。走了一阵，他才告诉我：‘那不是盐，是海洛因。我们从阿富汗那边买来的，质量不好，要送到巴基斯坦那边去加工。’”
“摩托车载着我们开上一座山。又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地方。那天晚上，我们就露宿在山顶。白天特别热，夜里却很冷。没有什么吃的，只有一点点水。”
JC在旁补充道：“后来我们还骑骆驼。”
“对。”纳蒂亚说，“普什图人牵来了几匹骆驼。JC抱着孩子骑一匹，我自己骑一匹。那都是单峰驼。我从来没骑过骆驼，也没有骑过马。我特别紧张，两条腿死死夹住骆驼，腰疼得像要断掉一样。骑在骆驼上，摇摇晃晃地下山，又上山。骆驼突然晃动起来，我从背上摔下来，正好摔在一块大石头上，一下子昏了过去。”
我在北非骑过单峰驼。虽然都是专供游客乘坐的骆驼，仍记得骆驼站起和跪下时，我的身体猛然前后倾斜，而且骑上也不轻松。我很难想象，她在缺水少食的情况下骑着骆驼翻山越岭。
纳蒂亚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我醒过来以后，看见JC手里端着一杆枪。女儿放在地上，那普什图人却都不见了。我问：‘你拿枪干什么？’JC说：‘他们说，如果有人来抓你们，你就开枪。’我说：‘你从来没用过枪，赶快放下，别伤了人。’”
骑着骆驼，他们又走了整整一天。“晚上，四周只有沙地、星光，还有骆驼喘气的声音。”
到巴基斯坦边境时，纳蒂亚一行已在路上走了一个星期。
“这一周，每天只有一点面饼，一点水。出发前，我告诉七岁的儿子，如果有人问，就说我们全家出去度假。走到这个时候，他终于问我：‘这是什么度假啊？’我告诉他，我们其实是在逃跑。我嘱咐他，如果见到人，一定还要说我们是在度假。”
“那时联合国在巴基斯坦奎达设有接收难民的机构。从边境到奎达，还要走两天。那些普什图人很守信用。他们又让我们坐上卡车。路上也有检查站，但检查的人看到我们带着这么小的婴儿，大概以为只是穷人走亲戚，没有特别怀疑。”
“到了奎达，卡车停在离联合国难民机构不远的一条街上。向导告诉我们：‘这里还会有德黑兰的人。一下车，你们什么都不要管，拼命往联合国那里跑。只要跑进去，就安全了。’”
“车一停，我们抱起女儿，拉着儿子就跑。跑到门口，我们说我们是从伊朗逃出来的巴哈伊教徒，寻求庇护。门里的人马上把我们带了进去。那时候，外面已经知道伊朗的巴哈伊教徒正在遭受迫害。进去后，我在厕所的镜子里看到我脸上晒伤了，身上到处是划伤，还有已经干掉的血……几乎不认识自己了。”
我一直沉浸在她的故事里。
坐在我面前的纳蒂亚喝着茶，神态平静。
我问：“奎达是什么样的？”
“非常热，非常穷，也非常脏。我们被分到一个房间，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后来又被转到维也纳，等待美国批准我们的难民申请。那时JC的哥哥已在美国行医，他资助我们来美国。我们1984年到达美国，那时已经离开德黑兰两年多了。”
1984年！我们竟是同一年来到美国。
我清晰地记得中国大学里学的东西与美国商学院教的差异很大，英文听力和阅读也吃力。留学之初很不轻松。那时，我面临的困难是怎样读完书，而她的困难，是一家人能不能活着到达美国。
纳蒂亚继续说：“来美国以后，JC在乔治亚理工学院找到工作，一直做到退休。”
停了一下，她又说：“我十九岁嫁给他，二十岁生大儿子。我们一共有四个孩子，大儿子现在是医生，其他几个职业生涯都很不错。”
“你们是家庭包办婚姻吗？”我问。
“不是。我和JC是在巴哈伊教会认识的。”
“你以前包头巾吗？”
“从来不包。霍梅尼上台以后，才强迫所有女人包头巾。”
“你的英文真好。”
“那都是来美国以后练出来的。我以前在理发店工作，给女人做头发的时候就跟客人聊天。有些人一听我是伊朗来的，就不怎么说话了；听说我是因为宗教迫害逃出来的，又愿意多说一点。不过大多数人听完我的故事，就只会说：‘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我笑了，对她说：“美国人大概就是这样吧？跟他们聊天，总不像你我之间这样容易聊得深。”
纳蒂亚想了想，说：“也许他们比较注重隐私？”
我说：“也可能是因为经历比较单纯，更没有经历过你我这样的苦难。”
巴哈伊教本身的历史，也是一部流放史。
1852年，一些巴比教激进分子刺杀波斯国王未遂。巴哈欧拉（Bahá’u’lláh，1817—1892）并未参与刺杀，却仍遭逮捕，被囚禁在德黑兰著名的“黑牢”中。后来他获释，却被逐出波斯，先流放到巴格达，此后又辗转伊斯坦布尔、阿德里安堡，最终于1868年被流放到奥斯曼帝国的监禁地阿卡（Acre），也就是今天以色列海法以北。
巴哈欧拉的一生，几乎就是一条不断被迫迁徙的路线。
一个多世纪以后，他的追随者仍然因为自己的信仰被迫离开故国。这其中一个，就是此刻坐在我面前喝茶的纳蒂亚。
我对她说：“这段经历，你应该写下来。”
“我写了。”她说，“也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我很意外：“那为什么没有出版？”
“因为我还有家人在伊朗。如果我的书出版，伊朗的巴哈伊教徒可能会因为我受牵连。所以我放弃出版，手稿放在我女儿那里。我要让我的子孙后代知道这段经历。”
纳蒂亚逃离伊朗已经四十多年了，但她九十多岁的老母亲和哥哥仍住在德黑兰，哥哥的生活也需要她接济。
最近一周，她与德黑兰的联系中断了。
“美伊战争前，我92岁的妈妈就已卧床不起。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还活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得到家里的消息。
四十多年前，纳蒂亚抱着出生十五天的女儿，在黑夜里逃离德黑兰。
四十多年后，她坐在美国南方湖边的家中，等待着来自德黑兰的消息。
纳蒂亚烤的玫瑰苹果塔
记于2026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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